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农村照亮城市:精准扶贫视角下的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政策调适

精准扶贫在农村反贫困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城市低保制度反贫困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宝贵经验.当前城市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措施不精准、资金使用不精准、人员配备不精准、脱贫效果不精准等精准化实践偏差.需借鉴精准扶贫的成功做法,从政策对象的精准识别、脱贫措施的精准实施、低保资金的精准使用、治理主体的精准选派、脱贫效果的精准强化等方面,对城市低保制度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城市反贫困的迫切需要.     

信息不对称:农村贫困识别面临的困境

瞄准贫困是精准扶贫的关键,准确的贫困识别建立在对信息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在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乡镇政府与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以及"信息优势"与"信息弱势"村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贫困识别扭曲。为了打破贫困识别困境,须降低农村贫困识别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可从规范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加强政策宣传与执行监督、完善行政理念与政策标准这三个方面着力。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谁是贫困户？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的国家逻辑与乡土困境

如何精准识别出农村贫困人口是进行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也决定着精准扶贫在资金、措施、驻村帮扶和脱贫成效方面目标靶向的精准。通过对西海固地区一贫困村精准识别过程中国家逻辑和所遭遇的乡土困境的分析,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精准识别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研究发现：在精准识别过程中以追求工具理性为目标的国家逻辑和以追求价值理性为目标的乡土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困扰精准识别的主要障碍,具体表现为精准扶贫所遭遇的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不规则的乡土社会以及农村社会“不患多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不健全的基层民主;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将国家程式化、标准化的识别体系与乡村社会以社区为单位的熟人社会一系列规则相结合,即将国家的一整套识别标准嵌入到乡村社会的规则体系之中将是精准识别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模型分析

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政策在执行阶段往往出现偏差现象,即政策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不一致的现象,这给政府合理运用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进行调整带来很大困难。通过运用主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政策执行者因主观因素所引致的不同执行方式进行模型阐述,以此来解释造成政策执行者主观行为偏差的部分原因,为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的偏离现象提供帮助。     

高校学生干部政策执行偏差类型及防治对策

高校学生干部是学生工作政策的基层执行人,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政策执行偏差,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整理出学生干部在政策执行中的偏差类型,并从政策目标对象和政策执行人这两个维度分析查找产生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进而提出一定的防治措施。     

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探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对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的探析,有助于纠正该政策在民族地区执行中的偏差。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探讨影响民族地区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标准与当地现实不够适切;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不够到位,医护人员和服务人员严重缺乏;政策执行主体对政策认识不足,其他社会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参与;目标群体对机构养老服务政策接受程度较低;特殊的自然环境导致部分老年人迁移;传统家庭养老及互助养老对机构养老存在挤出效应;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对政策执行效果存在显著影响。     

农村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

农村政策执行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机制和行为存在缺陷,政策执行资源不 足,政策对象抵制以及政策本身的适当性存在问题,为此,应从基层政府体制入手,改进政 策执行方式,完善政策监督机制,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资源环境,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     

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与集成

民族政策体系集成是指与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相关的诸多政策有选择性、针对性地在相应兼容度基础上的汇集,进而形成民族政策集群,它不是简单的相关各种政策的堆砌,或者累加,而是根据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地优选、完善与组合,使民族政策体系长期处于高效运行状态。民族政策体系集成就是通过整合民族政策资源的途径,在民族政策体系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民族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优势,适合妥善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及时调整不和谐民族关系,提高民族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系统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由介入政策过程的诸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互约束的逻辑关系。根据介入政策过程的不同环节,将政策系统分为环境系统、过程系统、政策领域和政策手段。     

基层政府的政策变通逻辑 ——以H县“不再生育合同”为个案

本文通过H县“不再生育合同”的个案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政策变通不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为了政策具有可行性。政策变通是社会治理中政策制定上的普遍主义和政策执行上的特殊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基层政府政策变通的初始逻辑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政策变通范围的扩散逻辑是为了尊重政策对象的习惯,基层政府不断扩大政策变通适用对象范围是出于自利动机以筹集工作经费,除了以上三种逻辑外,政策变通延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即基层政府面临对象要求兑现知情选择法定权利的压力。这些多元复合逻辑驱动的政策变通不仅没有偏离政策目标,反而使取得良好的政策预期效果。     

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案例

政策执行偏差会导致政策执行的非预期结果。基于对中国北方五地荒漠化防治的案例分析,探讨中国政策执行的不良偏差问题在荒漠化防治中的表现与机制。基于政策偏差程度和偏差成因两个维度构成的四象限,将荒漠化防治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归纳为四类:扭曲的地方利益观和政绩观导致的象征性执行、制度约束缺乏导致的替代性执行、政策执行素质以及创造性政策执行缺乏导致的机械性执行、目标群体参与性不足导致的抵制性执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执行偏差矫正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