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演进趋势分析

为全面把握中国流通产业发展质量,文章从区域差异的视角深入探究了中国流通效率问题.基于对既有流通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优化,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了流通效率测度指标权重,得到了2003-2013年全国31个省份的流通效率水平,并运用多种区域差异测度指标对中国流通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动态测度.实证结果显示,2003-2013年,全国各省份流通效率均呈现逐年提升态势,但其绝对增量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增量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流通效率区域相对差异缓慢缩小,但绝对差异的持续扩大仍应引起高度重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的流通效率差异程度各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程度始终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流通效率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区域间差异.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动态演变

基于2014—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核密度估计法等,实证分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时空差异、区域差异和动态演变。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分布特征;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的区域差异逐步扩大,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运行效率的绝对差异呈现出缩小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有所改善,中部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消失,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逐步缩小,但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制定区域差异化策略、完善社保基金扩充计划、开展参保人员扩面工作等,以提升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运行效率,进而推进社会保障均衡发展。     

中国区域保险业发展差异研究

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地区保险市场发展不协调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保险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本文引入泰尔指数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区域数量差异和区域效率差异进行分析。分析表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发展差异,区域数量总体差异水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区域效率差异水平的走势比较复杂。中东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保险业发展差异也略有不同。基于此,文章提出三点对策建议:(1)在东部地区应改变经营模式,发展集约化经营;(2)在中部地区应该变潜在的资源优势为现实的增长优势;(3)在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政策对保险业发展的引导。       

基于SFA的中国农村区域技术效率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区域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分析技术效率差异对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技术非效率对产出差距的影响十分微小,产出差距主要受不可观测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技术非效率是导致地区内各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而言,这种解释力度并不强。另外,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收敛性分析得出,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存在着明显的收敛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处于显著发散的趋势,技术效率对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越来越大。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23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收敛性分析考察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掘农村发展内在动力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区域教育效率评价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各地区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数据包络分析是基于"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运用该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综合评价,比较不同区域教育系统的优劣。研究结果发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教育系统效率依次下降,东部地区大多数省市的教育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而中西部地区大多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教育效率差异的关键因素,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中国高技术产业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研究

基于Jeffrey Wurgler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1996-2009年17个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且年度波动大;中国高技术产业内部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大,市场需求大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外贸依存度高的行业资本配置效率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区域差异,由于市场化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中国服务业效率研究——基于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

应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04—2009年的服务业效率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我国服务业运营效率有正的影响作用,而政府支持并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从变化情况看,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值在逐年增加;服务业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即东部地区效率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服务业位置及其政策逻辑

利用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方法,测算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服务业的位置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从前向和后向联系来看,中国产业的复杂和完备性导致中国服务业总生产长度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呈变长趋势,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不断深化,但是其价值链位置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三大特点：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地理格局发展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政策着力点。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现状和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分析,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3种形式创新出发,考察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估算了不同形式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均得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升级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应,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升级,而且还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间接效应驱动了制造业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均能驱动制造业升级,而投资增长对制造业升级并无显著作用。     

基于DtSBM模型的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动态评价

在现有动态DEA模型DSBM的基础上,构建了时期效率最优的DtSBM模型,并以省（市）为决策单元（DMU）运用该模型对中国31省（市）（除港、澳、台）2008-2015年的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进行动态评价。通过对各省（市）医疗卫生服务各时期的最优效率值（即时期效率）和所有时期的整体效率值（即整体效率）的测算,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角度验证了中国自200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新医改"具有显著效果;按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时,东部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通过对决策单元各项投入产出指标需改进百分比的分析,提出了相对效率值较低的无效决策单元——山西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陕西省改进其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识别——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

基于1980-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年度电力消费数据,采用H-P滤波技术对中国电力消费的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轨迹进行刻画,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MS（n）-AR（p）]模型分析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在各区制间的动态转移过程,识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路径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周期的区制分布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电力消费增长率的波动程度自2003年明显缩窄,且从2007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中国电力消费周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易向着其收缩期和扩张期跨越。且中国电力消费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年份往往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趋缓的大环境。（3）2014-2015年中国电力消费向其收缩期转移的迹象明显,但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中国电力消费整体上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包含碳排放的SBM与GML指数模型

基于SBM与GML指数模型,克服方向距离函数未考虑松弛效应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参考技术非同期性的不足,考察长江经济带物流业2004-2013年全局环境效率、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分解因素。结果表明:除江苏省外,全局环境无效率普遍存在;未考虑碳排放的Malmquist指数平均值为1.005 0,分别比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GML指数高出0.010 0、0.009 8,表明碳排放约束将导致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GML指数下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53 6,上、中、下游依次为:中游 > 上游 > 下游,区域与省际层面的空间差异呈下降趋势;技术退步是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未来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发展中,应关注环境效益,通过提升物流技术水平实现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     

投入产出视角下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效应

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红利"的必要途径。为此,构建环境规制影响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三阶段分析框架,利用中国2002-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35个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在区分行业间污染排放强度波动趋势异质性的条件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分阶段作用机制,找寻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最优协同区间,进一步引入交互项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之间的交互影响与协同效应,以综合探究工业技术创新的环境规制协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除在污染排放强度为递增样本,环境规制与创新人员、资金投入均呈现"U形"关系;（2）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品产出均呈现"倒U形"关系;（3）虽然在全样本中存在创新投入产出分阶段协同作用的最优环境规制区间,但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水平还处于各曲线拐点左侧,远低于协同区间水平;（4）在创新技术研发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资金投入的协同效应,在创新技术转化阶段,存在环境规制与创新知识产出的协同效应。目前,中国工业行业整体环境规制水平仍然较低,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针对不同工业行业制定环境规制滚动修正、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