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语言的训练──咬字、吐字和处理语言的方法

歌唱语言的训练──咬字、吐字和处理语言的方法任风秋歌唱和日常讲话不同，这是人们都很明白的。和诗歌有什么不同呢？《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乎之舞之...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中学诗歌教学琐谈

诗歌在各种文学样式中是最早诞生的一种。人的天性中就有诗,许多好的诗歌不仅常流传于妇孺之口,而且有时便是怀有赤子之心的妇女儿童的著作。因此,诗歌本身,应该是最能启人心扉的艺术品种。孔子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教学比之其他课程教学,可说要求具备更细腻科学的方法和丰富的感情,否则会使学生因诗歌教学方法不当而误认为诗歌本身也是呆板无味,简单枯燥的押韵文字。     

回族诗人丁鹤年诗歌导论之三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特征的一个重要认识便是“诗言志”。即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这之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意志,一是表达感情。“志”是由外物所引起的意和情的有机结合。丁鹤年的大半生都是在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度过的,亲眼目睹了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的一幕幕活剧,体味了战争给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带来的痛苦、艰辛。政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试论韩偓诗的绘画美与意境美

韩偓的诗歌画面感极强,这与他"景状入诗兼入画"的创作理念是密不可分的,以入画之景入诗并非专寄托于审美对象的传移模写,而是对绘画技法的深旨奥义洞然于中并将其参入诗歌创作,以形写神,不涉畦畛,于意境创造上用力,情景浑如符契,妙合无垠。其次,韩偓诗通过数层视点构筑节奏化空间,化绘画六法的"画之总要"为"境之总要",灵活处理诗歌画面中的时空关系,在阴阳二气变化节奏的把握中寓有对时局、人生的审慎思索,迥异于一塌糊涂泥潭里的靡靡之响。     

诗化人生和美的结晶──济慈与他的《秋颂》

众所周知，拜伦、雪莱和济慈被誉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坛上的三杰。但在这三位伟大的诗人中，济慈却独树一帜。他的诗另有一番情趣，他的论另有一种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济慈更具诗才，他的作品尤其是《秋颂》，从中国传统诗论的角度看，则更有韵味。仔细深究一下就会看到，济慈从其人到其诗，实在是自然之造化，缨斯之杰作。济慈就是诗。古人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故胸怀大志，或心有郁结，不抒不觉其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人皆可吟诗。然而，“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     

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诗言志”本义溯源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异。"志"字并非指一般的情感,它乃是就情感的激奋状态讲的。情感发展到了激奋状态,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发而为诗,呼而为歌,不能自已,"诗言志"的意义正在这里。西方古典艺术理论强调摹仿再现,东方古典艺术理论强调写意表现。"诗言志"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开山纲领,离开了对它的正确解读,对东西方文学的精神底蕴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焦循《雕菰集》诗文成就管窥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数学家和戏剧学家,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的诗,关心民生疾苦,贴近百姓生活,"缘事而发",感情真挚,叙事性强,语言明白流畅。他的文,有明确的褒贬抑扬、针砭推崇的态度,破立结合,求实、求新、求精;语言精炼、形象、准确、犀利,富有战斗力。其文学理论,有"文之强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气,不在气而在神"、"神强形亦必强,神弱形亦必弱"之论,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言志"之述。     

谈《九歌》的艺术特色

屈原从巫术文化中吸收营养,创造出《九歌》这样瑰丽辉煌的绝唱,在中国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笔者试就《九歌》的艺术特色作一粗浅的探讨。真诚直率的感情美诗歌是表达感情的。《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是感情的产物,这是我国古代诗论中一个传统看法。孔子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明儒家又是以伦理道德来规范诗歌感情的表达。而代表楚文化精华的屈原,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北宋词人诗词一体观成因脞论

北宋词人"以诗为词"创作观念之形成,与作家政治沉浮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政治险患中泄情之需,使其不自觉放弃"词为艳科"观念而走上"以诗为词"的抒情道路,另一方面,党争政治背景下,作诗实际存在的风险,也使他们自觉改变传统观念而"以诗为词"。     

格物与物格——写作断想之一

偶读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虽然是画论,但对写作来说,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如“苏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论诗则可,论画则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犹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空钩意钓,岂在鲂鲤。’亦以不能奕,故作此禅语耳。……唐·白居易曰:‘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宋·郭熙亦日:‘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而东坡乃以形似为非,直谓之门外人可也。”在形似与神似问题上,自古以来,即有争论,或轻形重神,或轻神重形,或二者并重。我以为还是近代画师齐白石说得好:“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似是依托,是根本;神似则是形似的生发和飞跃。艺术上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