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精神的民族，召唤伟大的人格──五四时代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之反思

失落精神的民族，召唤伟大的人格──五四时代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之反思朱德发，贾振勇＂五四＂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千载难逢的百家争鸣的时代．面对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中国＂五四＂文化生态系统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作出了历史性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论悲剧精神在中国现代文体转型中的错位

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没有被五四新诗继承下来,五四文学革命在诗歌这一文体上的反传统,就是以新诗的乐观精神取代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然而,中国的现代小说却在反叛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大团圆之乐观精神的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及其抒情特征。因此,当鲁迅等新文学家将小说纳入文坛的正宗时,其创作也受到了中国传统诗文的悲剧性与抒情性的深层渗透,从而与新诗以乐观精神颠覆传统诗歌的悲剧精神相悖。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启蒙主义”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西化派主张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来判断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需要以科学为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派则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化。各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五四＂先辈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把中国文化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单线历史进化中,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对于中国文化脉络仔细的梳理,在多元的脉络中认识与分析中国文化。     

孙犁论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

晚年孙犁对极左路线形势下,以及80年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环境中知识分子人格样态及各种人文现象的审视独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五四＂精神的有机融合,传统人格理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对接,文化渊源与当下社会的相互关照。提出重塑有道德力,非＂依附＂性,具＂思想力＂的新型知识分子人格。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西学归宗

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为基石,运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和克罗齐的＂表现说＂等现代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在融合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形成了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审美文化思想。     

从异军突起到自我否弃——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

浪漫主义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是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起源。五四时期,在个人发现、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社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潮流,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构成了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形势。五四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等视为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与自发性、天才、灵感等特点的联系。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影响了整个五四一代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创造社开始否定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并且否定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把浪漫主义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实际上,在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研究

以五四新文化时期梁漱溟对儒学的界定为研究对象,认为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研究是系统而自成体系的,他的思想极富独创性和时代性;他与新文化派的论争,促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我调整和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他思想中蕴涵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给我们以深思和启迪;他在谋求儒学与现代化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论中国散文抒情性的历史演变

中国散文的抒情性,从“古文”的“诗言志”、“文以载道”,到五四时的重“个性”、“自我”,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诗意”模式,再到80年代以来的“五四”散文精神的复归和创作的多元化,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     

论新诗艺术的历史规定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新诗的历史规定性决定了自身的审美特征和发展方向.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使新诗成为创新的艺术;新文学运动的美学精神,使新诗成为求实的艺术.这种具有时代性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功能性追求的结构化倾向:理性引导感性,内容决定形式,富于崇高感.     

国乐大师刘天华与北京大学音乐教育

刘天华先生是五四时期杰出的音乐教育家、革新家,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优秀的民族音乐作曲家和民族音乐的奠基人之一。在北大的六年中,他在国乐研究、创作、演奏、教学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为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经验,为整个民族音乐及其音乐教育谱写了新的篇章。他对我国近代民族音乐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音乐教育、音乐创作、乐器改良、音乐思想以及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扬等。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历史功绩,有助于加深对他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