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存在不少问题 ,包括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不明确 ,野生动物保护等级制存在弊端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坏严重 ,伤害、虐待野生动物行为凸现出法律漏洞 ,消费野生动物行为没有法律规范 ,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操作性不强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漏洞很大 ,承担保护野生动物主要职责的森林公安队伍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等。针对以上问题 ,必须明确野生动物的法律定义 ,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立法保护“动物福利”,立法禁止消费野生动物 ,完善野生动物致人损害补救制度 ,加强对野生动物商业性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的管理 ,明确森林公安机关的独立执法地位。     

北京城市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

北京的生态城市建设离不开城市林业工作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是城市林业的重要内容。城市化发展给城市野生动物带来了新的变化 ,绿色奥运、环境保护、城市居民生活要求搞好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建设。北京城市的绿化、河湖治理有了“绿和美”的效果 ,具备了野生动物栖息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城市野生动物保护和建设能达到“活”的目的。城市野生动物的保护可采用招引、释放等办法来实现。     

主体地位与栖息地:野生动物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野生动物法律地位和栖息地保护是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两大本源性问题,但是民法总则尚未涉及上述问题,这折射出我国在野生动物主体资格认定方面的障碍,也反映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深层问题,亟待赋予野生动物民事主体资格,并完善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法律保护的研究进程。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绍兴市的野生动物及保护思路

绍兴市地形、植被多样，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栖息着众多野生动物，但人们对维护生态平衡缺乏认识，盲目毁林，破坏了野生动物栖息地；工农业三废处理不慎，动物生境遭到污染；又存在乱捕滥猎现象，野生动物资源破坏严重。我市虽对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大量工作，可是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还是迅速下降。为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提出健全保护机构，加强管理，深入宣传，制订规划，建立保护区等思路，以维护我市生态平衡，保护好野生动物，促进其发展和合理利用。     

试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检察监督

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与掠夺在触犯法律的同时也危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制裁过程的监督,主要包括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人的监督、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关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形势,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公益诉讼及行政检察职能,积极开展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监督工作,面对检察监督中所存在的检察监督能力不足、监督手段刚性不够以及对行刑衔接监督力度有限等现实问题,可以通过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能、不断提升检察监督能力水平、提高检察监督刚性和强化行刑衔接工作监督力度等措施加以解决.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保护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资源破坏十分严重。为此分析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着重从立法完善、执法完善、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解决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的措施。     

我国重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

近20年来,由于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推进,我国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得到很大改善,一些重点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恢复,导致原有的栖息地容量不足甚至饱和,伤人损物事件时有发生,造成野生动物肇事事件。有效地保护重点野生动物,维护受害群众的权益,成为各级政府以及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一大难题,同时也是各界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我国野生动物肇事涉及的有关法律及经济补偿问题,以及一些省（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中有关的法规依据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中的相关问题,提出需要修改相关的法规和完善补偿制度等。     

"中国动物保护法制国际研讨会"召开

动物保护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在依法保护野生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宠物动物方面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在动物防疫、动物卫生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动物保护工作,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的和谐,维护     

《懿州城南学田碑》所记元代阜新教育

《懿州城南学田碑》为全国不多见的元朝存世碑刻。立于元统三年(1331年)。刻记了懿州办学田的情况。研究此碑 刻,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元代教育。元代重视教育发展,朝廷不仅建学校,设科取士,而且还注意发动民间力量办学。并 取得一定成效,以懿州为中心的阜新地区,早在元代就有了很大发展,尤其其教育发展,还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学田碑》 提供了重要佐证。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元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封建王朝,虽然有大量的奴隶制残留,但是元代的经济特别是商业却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大批的西域商人东来进行贸易,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已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元统一后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建立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改进手工业工艺,在全国推广纸币．色目人为元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资治通鉴音注》韵母系统所反映宋末元初方言特点

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作的《音注》反映了宋末元初文献语言的语音特点,该书反映方言的用例虽然不多,但素材好,可析度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南方方言音韵发展的阶段性认识,为研究南方方言特征的形成史提供了证据。     

元杂剧中“官妓”考略

元代以青楼女性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作品有近二十种。考察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了解宋元时期＂官妓＂制度的某些特点：官妓有特定的服装,官妓从良必须落籍,官妓的婚姻有限制的对象,而＂上厅行首＂是官妓的职位。     

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

2 0世纪 70年代末 ,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 /新疆村 ,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 ,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 ,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 ,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 ,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元代散曲中的戏曲史料及其价值述略

在元代散曲中,存有一些有关元代戏曲的史料。通过梳理、分析,大致可把它们归纳为四类:一是有关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二是有关一些戏曲家的史料,三是有关部分乐妓的史料,四是关于少数戏曲故事和戏曲剧目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的存在,有一定的补遗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以佛诠儒 返本归儒－－论袁宗道对“四书”的诠释

袁宗道是公安派中的首开风气者 ,他通过诠释“四书” ,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凭。与李贽及袁宏道的“狂禅”气象不同 ,袁宗道诠释“四书”虽出入佛禅 ,但归本于儒。他与宏道和而不同的学术取向 ,体现了公安派文学思想的多样性。宗道的“四书”诠释 ,对张岱的《四书遇》亦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