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思维方式中的直觉性特征考察

通过对荀子思维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思维直觉性是其思维方式中的重要特征,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直观体验:“天官意物” 世界是否可以认识?这是任何哲学必须首先问答的问题。荀子明确地回答:“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承认并肯定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也有被认识的“理”,即规律。人之所以能够认识客观事物,就在于“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指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与客观对象相接触就出现认识与智慧,形成了人的主     

仁知合一以仁统知--孔子处理德性与知识关系的方式

仁与知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概念 ,仁是主体的内在德性 ,知具有知识与智慧双重内涵 ,知识是通过对象化的方式所获得的对经验世界的认知 ,智慧是一种应对与理解社会人生的能力。孔子处理仁与知关系问题的方式是仁知合一、以仁统知。他通过“化越超为内在”的方式 ,实现了“下学而上达”的目的 ,打通知识通往德性的道路 ;又以仁纯亦不已的创生性 ,达到了内在德性的外化 ,从而把上下内外打成一片 ,实现了德性与知识的圆融     

康德和孔子认识论之比较

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不在于哲学结论本身,而在于得出结论的方法和对结论的表述上。通过对康德的认识论命题“先天综合判断”与孔子的认识论命题“生而知之”、“学而知之”的比较可证明这一观点。从思维方式差异的对比上,也可为“中国的思想和科学开始领先于西方而最后又为西方所反超”这一学术公案寻找到一定的答案。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从知天命到制天命——论原始儒家“生”之伦理的实现方式

原始儒家的“生”之伦理思想,是对《易经》“生”之伦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他们通过“天命”的预设,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生”在天人之间双向流转的回环路径。孔子以“践仁知天”的方式、思孟一派以“知天尽性”的方式、荀子以“制天命”的方式,以一种递进式的积极姿态开启并明确了这一路径。通过原始儒家的努力,大《易》开创的“生”之伦理模式,才在实践维度真正获得了实现方式。     

从孔子论“美”看先秦智慧观

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有关“美”的核心观点是“里仁为美”.“里仁”是指一种居住方式,其实质是动作行为的静态持续.因而“里仁”之美就不是对象性的,而是生成意义上的.“里仁”之美之所以能够产生,本质上是因为孔子对道德凝聚力和感化力的坚定信念.由于孔子同时把“处仁”看作是源于智慧的规定和获得智慧的标志,因此区别于古希腊智慧的自然性特征,孔子以及先秦时期的智慧观都主要指向国家社会和人伦秩序,这也正是先秦古典智慧的本质属性.     

《论语》中的“智”、“仁”、“圣”关系探微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仁”、“智”、“圣”三者各自在《论语》中的特定的涵义和作用,得出在《论语》中“知”、“智”、“仁”、“圣”是有关联的,并且是有逻辑的展开的。“智”不仅是“知”的完成和实现,还是对“所知”的灵活运用,是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和智慧的运用,是为了塑造道德人格,发明道德主体。道德主体的挺立的过程,也是在运用智慧,化育万民的过程。这“一进一出”的过程就是“圣”,其是“践行”与“践形”的统一。而道德主体的挺立就是“仁”,其只有“践形”的意义。     

庄子"知之濠上"五解

《庄子.秋水》中“知之濠上”所云,学者少有确论。本文以“知之濠上”一段叙述为例,尝试梳理庄子学说的认识论含义,认为“知之濠上”具有五种可能的解释,其真义是对形式逻辑方法的抛弃和对直觉认识论的肯定。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     

论庄子《逍遥游》的境界与达成

庄子《逍遥游》中的“游”对天地万物而言,既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又是一种运动的方式,而“逍遥”则是“游”的一种极致境界。这种境界的达成以归“一”为标志,“一”就是道家哲学中自然而然的本质存在—“道”。对物而言,“游”的本身就是“逍遥”或无所谓“逍遥”;对人而言,必须凭借一定的条件和修养工夫才能达此境界。这个凭借的条件就是“知”,这个修养工夫就是“觉”。借“知”以进“觉”的过程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通过自然无为的“化”。这样,一个世俗中的常人就可以通过大其心、觉其知、无为自化的方式,沿着“逝—远—反”的途径去接近“道”体,最后达到“一”的境界,实现真正伟大的精神自由。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