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法治公正是指与法治相关的公正,是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对称与平衡,包括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司法公正。立法公正是科学立法的前提和基础,是立法程序公正和立法结果公正的统一,不公正有私心不可能科学立法。执法公正是联系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桥梁,它决定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能否顺利落到实处,它也是执法形式公正和执法结果公正的统一。司法公正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司法程序公正和司法实体公正的统一,司法公正有严格的时效性,迟到的司法公正等于司法不公正。法治公正之所以成为依法治国的生命线是因为公正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可能实现依法治国。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确保立法公正,其次要保证执法公正,此外要筑牢司法公正的底线,最后还要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现实法治公正问题,全民积极认真守法。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思想的阐释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的理论根基，也是我国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指引。执法工作与人民的距离最近，与人民的联系最密切，与人民的关系最紧密，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严格执法的论述，明确了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推进严格执法的应有之意。党的领导既是推进严格执法进程中的指路明灯，更为严格执法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是严格执法的制度本源、主体、发展动力，更是其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手段。习近平同志关于严格执法的方法论论述，从确立执法的价值追求、建设执法队伍与健全执法制度三个层面系统厘清了全面严格执法的实践进路。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严格、公正、文明的价值追求，以严格塑造法律公信力、以公正提升执法质量、以文明加强执法效果。建设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不仅要树立以执法为民为核心、以职业道德为基础的法治信仰，为执法队伍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而且要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升执法队伍的业务培训效率，完善执法人才培养机制，为执法队伍建设提供重要的现实支撑。形成科学、合理、完备的执法制度，要从推进执法体制改革和完善执法...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试论民事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规范健全——人民法院如何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本文回顾了建国以来司法实践中的民事程序法治建设与程序公正、民事实体法治建设与实体公正，论述了司法随意的失误和司法规范的成功；针对人民法院如何实现司法公正，提出并论证了审级制度、抗诉制度、判例法制度、法院设置和法院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构想。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法治思维研究

刑事诉讼是法治社会重要的诉讼方式,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程序性法治思维。刑事诉讼程序性法治思维的养成不仅体现在刑事司法中,也体现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执法中。刑事诉讼立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法学知识、逻辑思维以及包容性思想作为支撑。刑事司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法律自觉性、独立性以及中立性为内容。刑事执法者培养程序性法治思维需要以文明性与追责性为内容。只有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的参与者都养成程序性法治思维,才能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才能推进刑事法治的快速发展。     

略论我国海洋区域文化的法治建设

目前我国海洋区域文化法治建设在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应以构建以《建设海洋区域文化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提高国人海洋区域文化法治建设的法律意识，把海洋区域文化法治建设作为文化产业来发展，加强和完善海洋区域文化法治建设中的行政、司法保护制度等方面，全面推进我国海洋区域文化的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的困境与途径探析

我国目前在依法治国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立法不详尽、执法不规范、司法不独立、守法不自觉。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急剧变迁且地域差异大,法律滞后;行政权力膨胀,缺乏行政权力清单;司法体制不完善;人民法治意识淡薄。解决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宪法实施,依宪治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公正独立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增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刑事司法公正论

刑事司法所确立的是个别公正，它对于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般公正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个别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最高追求。个别公正的司法实现较之一般公正的立法实现更为复杂，一般公正能否转化为个别公正有赖于能动而有效的司法活动。司法判例为个别公正提供了具有可比性的范例，有助于个别公正的实现；司法解释的最终价值追求是如何更为有效地实现司法个别公正；司法裁量如何在法律条文的范围内，更大限度地实现个别公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论经济法的最高价值——经济效益

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哲学的核心。文章从经济法的产生背景，经济效益是经济法应有之义，经济法治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经济守法四位一体的良性运作来实现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经济法治的其他价值如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经济公平的关系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经济效益是经济法治的最高价值的观点，这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方立法监督理论的演进

立法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立法问题,它是法治理论及宪政理论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也折射出西方法治理论发展的历程和法治观念的变革,这一历程基本上分三个阶段:自然正义时期,法律正义时期,宪法正义时期.     

晋商文化之法价值探微

文章以埃利希的“活法”为切入点,指出晋商文化中指导、规范、调整其商业行为的规章、制度、惯例是一种“活法”,其内部蕴涵着许多法的价值。同时分析晋商文化中法价值的基本特质:厚重的商德文化离不开正义的支持;顽强执著的敬业进取精神来源于利益的激励;规范的经营环境取决于秩序的保障;持续的资本增殖来源于效率的维系;良好的商业氛围得益于和谐的崇尚。在此基础上引发笔者深思,这种“活法”没有强制力的保障却得以很好的实施,探其缘由得益于“活法”的权威,并以此为启发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敦促经济人自觉守法,解决法律实施难的路径便是树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权威和价值合理性权威。最后点明中国的法治需要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挖掘、超越与创新,以推动法治进程。     

所有权限制的理论价值

所有权限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笔者认为,公平（正义）、效率、秩序、法治、自由是所有权限制最基本的理论意义所在,它们从法的价值高度体现出所有权限制的理论价值,与我国《物权法》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殊途同归。     

公民的法律参与：法治秩序运行的主体性支撑

公民参与法律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将产生巨大的促动作用,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性力量。公民对立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公民对执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公民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既能主张和维护权益,又有利于法院裁决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总之,公民对法律的参与将有效促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而推动法治进程。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现代刑事司法的理念和准则,在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铸造法治社会的权威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从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贯彻和推行无罪推定原则,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首先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伦理基础,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在刑事诉讼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思路与对策。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公务员法治思维

基于合法性、公平正义与正当程序之上的公务员法治思维既要关注由外在学理模式变成内在思维模式即内化于心的过程,更要强调由内在思维模式转化为外在行为模式即外化于行的过程。内化于心的过程需要加强法律教育推广法律语言运用、在实践中强化法治思维以及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文化中的涵养等来促成;外化于行的实现需要以法治思维引导中国治理、激励依照法治思维运行的权力行为以及依照法治思维监督权力行使等来支撑。     

道德视域中的法律运行

法律运行作为法之创制、展开和实现的逻辑进程,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审视和导向,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之应然。这种合道德性的法律运行主要表现为:在立法环节,法不仅要符合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追求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的契合;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司法工作者追求司法公正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在守法环节,广大公民不仅应关注行为的合法性和履行法律义务,而且还应追求自觉的守法境界和积极主张自身的法定权利。     

和谐文化语境下法治文化的伦理路径

和谐文化引领与支撑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法治文化与伦理文化是和谐文化的主要内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弘扬法治精神与培育法治文化理念是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必然选择；自由、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引领着伦理文化的创新与进步，而伦理文化则以其丰富的资源与深刻的内涵支撑着法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立法的伦理形式、司法的伦理适用与守法的伦理机制是法治文化的主要伦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