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变迁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演进、特征和因为作了分析.认为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公共服务实行财政供给和农村集体组织供给并存、以农村集体组织供给为主的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农村公共服务责任主体出现很大程度缺位,公共服务供给走向商品化、市场化;未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根据公共财政"一视同仁"的基本要求和"帕累托改进"原则,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投入;明晰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事权和财权;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特别是加强省(市)级政府对县乡级政府的财政转移;完善农村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分担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共选择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立法工作,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纳入法制化轨道.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与革新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普遍共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和社会化供给三大类七种模式,各种模式的特色和应用领域各不相同。实践表明,政府本身的认识和能力已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各地农村的差异,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困境:服务目标上,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供给主体上,政府缺位、市场参与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不成熟;供给方式上,难以有效开展公私合作;供给机制上,难以协调公共性与逐利性。为摆脱困境,政府主导下公私合作是必然趋势,政府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规范自行行为、完善市场建设,处理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监管关系,注重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困境与改进——以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为例

湖北省"以钱养事"机制致力于将市场化引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将原有"七站八所"改制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中心.但改革后的公共服务中心转而成为一个性质模糊的非政府非企业的实体机构,加之公共服务资金监管力度薄弱且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意愿悖论,政策在实践操作中遭遇困境.因此需要推进基层政府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建设,增加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及大力培育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社等.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多元合作供给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通过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当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质量的现实原因进行详细阐释,并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重塑路径。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公共服务基础条件、多元供给主体行为模式和多元合作供给关系三个维度来看,正是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服务支持能力与多元合作供给资源困囿,主体的转译行为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目标失谐,主体间竞争不完全、效能不确定与多元合作供给功能挑战等多重因素影响,掣肘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的服务质量。因此,需从加固多元合作供给网络的结点网络、激活活动网络、疏通关系网络三方面着手,重塑农村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网络。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2014年数据,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将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村医疗设施、农村交通设施、农村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设施、农村教育设施、农村社会保障等七个方面,实证考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一定会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条件是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即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才能提高居民幸福感,如农村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的实证结果。2)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生态指标的系数与预期相反且不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有"污染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效应,且后者大于前者。3)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农村生活条件、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村交通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政策含义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需要契合农村居民需求;地方政府对于现有的污染企业短期内不能实施"一刀切"强制性关门政策,要解决好农村居民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提高欠发达地方的公共服务供给财政支出。     

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超越新公共管理理论,摒弃经济建设型政府和管制型政府是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由此决定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必须肩负起宏观调控、直接供给、社会管理以及实现"善治"、"法治"的责任。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通过创新管理观念,树立公共服务供给的理念支撑;而改革管理体制,则可搭建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平台。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在于关注群众切身利益,以促进就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卫生体制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点内容。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可行性分析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农村公共服务是"三农"的短板,严重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重要机制.我国农村初步具备了公共服务社区化的条件,使公共服务社区化成为可能: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践为公共服务社区化打下了基础;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零距离需求的企盼以及农村面临的社会与经济、就业、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等外部压力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新公共服务视角下农村公共服务制度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重新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工作方式,积极培育农村基层组织,变"管理型一元"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为"服务型多元"供给体制是新形势下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必然选择。     

数字化转型下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思路与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是破解"城乡分治"、消弭城乡鸿沟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受城乡二元结构、压力型体制、府际竞争和部门主义等因素影响,面临部门联结、供给内容、政策体系三大碎片化难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独特优势能够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提出数字化转型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未来图景,建议从组织整合、服务共创、机制协同三重路径出发,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跨部门联结,加快形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共同体,助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一致性运作。     

福建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分析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财政用于推进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支出稳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仍然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矛盾突出等问题,制约了福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因此,要进一步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构建财权与事责相匹配的农村公共财政,并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监督和约束.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存在不均等的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采取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井口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及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等措施。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公共投资及其作用领域探析

针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主要支持方式仍以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为主,但实践表明这种方式效果有限。国内外经验证明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公共投资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中的作用,明确公共投资在城乡公共服务建设中的投资领域,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基于湖北省S县与四川省L县的调查

新农村建设战略实施后,中央加大了对农村财政的投入,在缓解县乡村财政困难和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行的县乡财政体制仍然存在着公众参与体制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不透明规范、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不到位、县乡村财政整体造血能力不强等问题。只有建立民主、透明、完整、有约束力的县乡村财政预算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分税制与改革农业直补方式,构建有利于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稳定的专项财政制度等,才能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试析滁州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问题与对策 ——基于公共服务理论视角

基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范式,根据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并从地方政府、农村非营利组织和农民等方面,分析了滁州市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公共部门为主体,探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对策。     

缩小城乡差距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思考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两个方面对缩小城乡差距形成影响,一是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差距,二是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状况决定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城乡之间能否获得均等发展机会,实现公平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共享。因此,建立农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可供选择的路径。     

财政分权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历史、现状与展望

财政分权是政府管理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思路,分税制改革立足于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合理分配,是财政分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实施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与不足等问题。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其改革确立的县级财政负责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与分税制改革紧密相关,也就使得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彰显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上,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可及性、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更优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更有保障的财政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及路径选择——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

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条件。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需求主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内容的全面与多层次化、供给方式的多主体互动化,以及决策监督的民主化等新趋向。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把握住了这一趋向性,对推进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