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对中国史学近代化所作的杰出贡献

所谓史学的近代化，笔者认为即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研究历史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新理论体系。它是在扬弃了欧洲中世纪史学的基础上，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形成的，这些新理论和新方法，在20世纪初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陆续被一些学贯中西的学者介绍到中国来，它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被批判地吸收，借鉴，并和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相融合，故而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而在这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当推何炳松。何炳松（1890－194）字柏丞，出生于浙江金华一…     

历史观念史:国病与身病--司马迁与扁鹊传奇

讨论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该包括历史观念史.困难在于,从史学史的角度,陈述历史观念史,与一般的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分工,如何体现?本文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常由传统医学那里借用某种经验型的权威理念,例如司马迁征引春秋晚期已流传的"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观念,直到清末还不断被以史论作政论的作者援用.司马迁意在批判汉武帝君臣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而导致"国病"不治的经济政策.然而它的历史效应,在易代之后的盐铁会议上便已凸显.因此本文通过司马迁将扁鹊传奇和仓公医案相结合的专门史的文本考察,尝试探讨作为史学史题中应有之义的历史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或为愚者一得.     

进化论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治史学路的世纪回识

本文作者通过 2 0世纪治史学路的回识 ,认为进化论———五形态论是 2 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通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宏观共性是其学理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史学的传统特性是宏微通观 ,它可以在弘扬与兼收西学各种学理的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位置的自然回归。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之我见

历史哲学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中国历史哲学研究更是处在襁褓之中。因此,加强中国历史哲学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下而试就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第一,中国历史哲学研究首先应以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为主线。中华民族具有二千余年的优秀史学传统,不但造就出象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样的举世闻名的历史学家,而且造就出象刘知儿、郑樵、王夫之、章学诚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历史理论家。他们不但对历史编纂学,而且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学价值论等都做…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传统

毛泽东酷爱历史,熟读史籍,曾有志于史学研究。虽然他未成为专门的史学家,但他的史学思想却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传统悠久而丰富,其中不乏耀眼的精华。毛泽东从指导中国革命出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史学的关注,使“通古今之变”,“以古为镜”等史学传统得以光大;他提出的“读史必重近世”与“实、事求是”等主张, 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改造和继承。     

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

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揭示其在中国史上的地位、起迄时间、基本制度、主要矛盾与发展前途；又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的剖析，阐明其政治、军事特点和阶级关系状况；还扬弃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概述中国古代文化的贡献，又就具体著作论述在文学、史学与哲学上的成就，毛泽东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学说，关及中国现代史的不少方面，是一份重要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论吕思勉的“四裔”观——以《中国民族史》为中心的考察

"四裔"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少数民族史书写的特定术语,亦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吕著特别是《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浸染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四裔"观。吕思勉更以纯粹的史学精神、翔实而系统地考证了中国"四裔"诸族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各民族的基本历史面貌,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

中国左派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曾经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左派学人学习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组合、扬弃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了本土化的左派史学。中国左派史学对国际左派史学有承袭,也与它有竞争,并力图在竞争中获取本土史家的自主地位。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博学传统与史学创新

博学传统是历史学科基本特点的体现，是历史通识的要求；从知识论上说，是一个时代知识多样性对史学家的要求。历史学的博学传统是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的特点直接影响史学博学传统的形成与变化，而博学传统促进了史学的开拓与发展。到了近代史学博学特点与史学近代化相联系，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得历史学的博学传统带上时代的特色。注意博学传统，创新史学是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     

刘师培史学思想述评

刘师培参加过民主革命,学术造诣也很深。在史学方面,他批判旧史学“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批判君权神授,主张民族主义史学,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具有进步意义。他应用历史进化论观点和新史学理论撰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分析中国古代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渔猎时代进至游牧时代……由游牧易为耕稼”,冲破旧史学的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意义。刘师培是梁启超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在当时影响较大。     

略论我国历史学功能的嬗变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这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广为关注和认真研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有人感到史学传统的社会功能已出现了危机,有人主张,史学研究应有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之区别……。本文试图就我国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演变历程,作一粗浅的探析。所谓史学的社会功能,顾名思义,它是指史学固有的一种服务于社会现实的本能。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永恒的,它随着历史学本身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历史上,对于史学     

试论中国史学的第五次反省──读李大钊《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史学第五次反省的代表作。第一，划清了历史资料和历史著作的界限，对历史做了全新的定义，指明了“历史的本体”；第二，提出要区分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史学任务论体系；第三，阐明史学与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关系，强调史学的“铸魂”功能，完善了史学功能论。通过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继承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对当前史学的振兴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努力发掘传统史学的民族精神--兼谈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研究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历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研究展示中国史学思想的丰富性、深邃性，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史学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从思维方式上认识传统史学的民族特点，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是从深层次上理解传统史学所具有的现代价值。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内涵：关心民族盛衰和人类历史的命运，以通变思想认识历史变革的必要性；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特别强调重民的民本思想，在治史上突出经世史学的主张。这些都是民族史学的珍宝。我们应当从时代高度重视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把社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时代思潮、哲学与史学联系在一起，把经、子与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把微观研究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思考21世纪史学发展的问题。     

中国史学的西“体”中用——新式历史教科书和中国近代历史观之改变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其标志之一就是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体裁,自汉代以来,延续了两千余年,成为"正史"的主要形式。但当今中国的史学,却又几乎不见纪传体史书的踪影。本文从历史观的改变为观察角度,讨论和分析了西方章节体史书如何在清末传入中国并取代纪传体和其他传统史学体裁的现象。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中国和日本史学的互动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在当时所著的新式历史教科书,采用了章节体的体裁,又落实了进化论的近代历史观念,为甲午战后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模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章节体的史书,较能综合各种史实,用进化的视角记录和考察历史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