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实证研究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034个样本数据进行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估计,我们发现体育活动场所、公园或广场等文化活动场所的供给以及棋牌活动、免费网络服务的开展显著影响着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评价。政府应充分满足农民工现有的、健康合理的文化产品需求,保障农民工的闲暇休息时间的文化需求,从而提高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问题探讨——基于青岛市的实地调查

从公共政策执行与效果的评估视角来看,在中央政府一系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出台一年后,地方政策执行仍存在着供给不均衡、政策可及性有待改善、吸纳社会力量不足、覆盖率低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障碍性因素可以从政府、社区和企业等政策主体,以及作为政策对象的农民工自身来分析。为了修正执行偏差、提升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强化、完善政府的责任,并建立、完善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文化设施服务供给等5个机制。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文化政策与公共文化服务建构——以博物馆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是形成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日益受到重视,但依然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与需求脱节,供给内容多元化、丰富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强。本文以博物馆为例,探讨文化政策的赋权性、交互性、均衡性、综合性导向,并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整合新的发展模式,探索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培育和践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切入点,必须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核心价值观。基于2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上赞成并拥有时代精神;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个体因素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时代精神的主要因素,其中,网络媒体环境、个体价值观和创新性、家庭文化资本代际传承的影响较关键且具有正向作用。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精神,应积极、正面、客观的报道社会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价值观的引导和个体创新性的培育;整合教育资源,丰富家庭文化资本。     

基于谋生伦理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及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进行了解。发现当前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总体较差:工作条件差、生活负担重、社会交往封闭,仍旧是以谋生作为中心任务;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同时采取了一些举措以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但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由此提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需要从农民工本身的生存状况与特点出发,应从完善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加强经费投入,做好培训工作;做好调查研究,完善需求表达机制;加强引导宣传,提升农民工参与意识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事关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文章以重庆市为例,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属性、职业特征与居住方式3个特征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住房面积、居住形式、住房支出、住房配套设施和职住通勤时间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职业类别和是否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满意度的影响不够显著.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探析

当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结构中,仍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传统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未能很好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问题,产生了明显的供需矛盾。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设计,必须要兼顾目标消费群体的特点及公共文化物品的特性。供给模式则必须充分考虑供给链上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三者构建的制度关系和良好的互动过程。改变传统公共行政体系为主要特征的供给方式,寻求新的治理机制并依此完善制度设计,是解决有效供给问题的关键。在公共文化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激励及约束机制,确定契约安排的界限与条件、服务质量及绩效评估的标准;在消费者与公共文化产品生产者之间建立公共选择机制及需求反应机制,使生产者对变化的公共文化需求及其特定群体的消费偏好有及时反应;供给过程建立PDCA质量监督系统,确保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

随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一方面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建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企业主动关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关注农村基层,营造农村精神文化新风。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