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推进农地流转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土地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农业由小农经营向规模经营过渡的必要途径.当前农地流转规模还不大,成果还不稳定;流转形式不丰富,流转制度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完善,中介服务职能不健全;新型经营主体表现出功利性,不利于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农地流转必须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完善农地流转方式,规范农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完善中介服务机构职能,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对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农民积极进行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

农民职业分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产生不可忽视的关系: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劳动力素质低、生产技术落后等,而农民职业分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小农户生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农民职业分化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先机;农民职业分化扩大了劳均耕地面积,提升了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同时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附加值,从而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建议通过优化各种制度与战略,以多种手段促进职业分化,并进一步促进土地流转,培养农业经营大户和职业农民。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农业转型升级、信贷可得性与农户融资渠道正规化：基于农地流转的背景

农地产权变得日益强化而完整,农地流转也正在常态化;农地流转既标志着农户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业结构的优化也可能产生金融影响：既提升农户信贷可得性,也改变其融资渠道。利用广东、江西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于农业的转型升级及其对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等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流转从几个方面促进了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营格局从细碎化转变为规模化;生产目的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商品生产,种植品种从以消费为主的大宗农产品升级为利润导向的经济作物。此外,农地流转在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加快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进而从改善供给与增加需求方面提升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并促使农户在选择融资渠道时更偏向于正规金融机构。     

农地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分析——基于湖南省400农户的调查

基于湖南省20个县（区）400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测算不同农地经营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结果表明：农地规模和农地生产效率并不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据此,提出土地制度改革中不应过分强调土地流转的制度供给因素,而应大力刺激土地流转市场上的农业主体的“有效需求”,重视土地流转后的农业组织制度和经营模式,以及由此引致的对新型专业农民的培养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等需求,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与产业化的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小农振兴道路：战略方向、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

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实际上是小农的振兴道路,小农振兴道路的关键是统筹推进小农户有序退出、小农户有效成长和小农户有机衔接三大战略方向。重点把握好小农户与大集体、小农户与大市场、小农户与大产业、小农户与大环境、小农户与大时代五大路径选择,实现小农合作化、小农订单化、小农朝阳化、小农生态化、小农信息化。同时要构建起五重政策保障体系,即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制度体系,提升小农户内在职业素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激发小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创新农业补贴方式,增强小农户生产积极性;加强农业金融扶持,增强小农户发展的硬实力;加强对小农的保险覆盖,增强小农户生产的安全感。     

新时期农业经营方式的再小农化

在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的农业转型期,政府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着经营规模化期望。在地方的农业转型实践中,行政力量主导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形成了以外来资本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然而资本化的规模经营主体,在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竞争性分配中,面临着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利润空间受到压缩,纷纷转型或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资本化规模经营主体的退出,重新释放了村庄经济空间,出现了再小农化的农业经营秩序。不同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再小农化是在回归家庭经营基础上新的发展,通过种植结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专业化机械化的经营模式,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谁来种地？——对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的调查与思考

利用1982-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2005年三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96和2006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以及2014年至2015年安徽省调查资料,描述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动态势和农村妇女农业生产参与状况。数据表明,中国大陆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趋势。调查发现,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雇佣农群体既弥补了农村妇女生产技术匮乏的不足,也有效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农业生产并未因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而受到显著影响。然而,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土地难以支撑被高度商品化的农村生活,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逐渐淡漠,农地与农民的关系正在松绑,农地之于农家的重要性日渐式微,农村妇女农业生产意愿不容乐观,生产态度消极化逐步蔓延。伴随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农业劳动力新老更替问题也日益突出,“谁来种地”将成为问题,避免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断层和弱质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     

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流转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并进而加快农民群体分化。城镇化需要农民市民化,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则需依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还需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切实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因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亟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双重所有权: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模式

农地产权制度是农村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影响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由于现有农地公有产权制度的缺陷,对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要改造散而固化的小农经营模式,就必须破除较多地考虑公平性而牺牲效率的农地产权制度,在国家掌握土地最终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农户土地所有权。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本质特征、发展动力与培育原则

培育规模化、集约化、高效率、可持续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描述了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本质特征:即农业生产规模化、生产要素集约化、技术应用广泛化、产业体系一体化和资源利用合理化;提出了技术变革、专业分工和农民分化是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动力;最后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基本原则:即符合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农村家庭经营基本制度的稳定;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与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相协调。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我国逐渐形成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为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经营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在土地流转、资金融通、服务体系和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从完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金融扶持、改革城乡二元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     

土地何以成了农民的权利问题

在我国户均不超过0．667公顷（10亩）的小农经营条件下,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扩大,也意味着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而村社集体土地权利的弱化,又可能使得农业基础条件更难改善,农户的农作更加艰难。文章分析了分田到户以来农村土地问题逐步演化为农民权利问题的逻辑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增加与农民陷入农业生产困境的内在关系,认为,给村社集体一定的调整土地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件造福农民的基础工程,也应该是我国未来农地政策的必然选择。     

适度规模经营: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策略与空间

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然以农户为本位,农户采取何种策略实现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基于中西部一个农业型村庄的个案考察,发现农户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市场化程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融入现代农业的一条渐进式路径,核心在于通过家庭策略保持与经营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农户的家庭资本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共同决定其经营能力并影响“适度规模”的大小。同时,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外流,促进内生型土地流转市场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生成,有助于扩大留村农户的经营规模。未来国家应当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释放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空间,建立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稳定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