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程序参与

当事人是否实质性地、充分而积极地参与诉讼程序,并与裁判者展开理性的对话,积极影响裁判结论,真正实现合法听审权是外国法院判决能否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一,程序参与、合法听审权以及程序主体性都和民事诉讼辩论主义原则的内容相吻合。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应确立辩论主义,强化法官阐明职责,在制度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以实现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我国刑事诉讼参与原则的不足与完善 ——从公平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刑事诉讼参与原则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原则之一。公平心理学认为,让当事人参与到程序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增强其对结果的公正感。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参与原则的不完善,以致被追诉人、被害人、辩护人等程序参与权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依据公平心理学理论来完善相应程序,扩大程序参与度,让人们在个案中充分感受到公平。     

对庭前程序改革的实证思考——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改革为例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实施的“庭前准备中心”的庭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模式,拟强化庭审功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确保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和程序选择权的真正实现。这种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为完善我国庭前准备程序提供了实证素材,它的得失值得深深思考。     

论减刑程序发展的两个方向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减刑程序存在权力配置的单向化、减刑程序的行政化等诸多问题.基于减刑权的性质,减刑程序应当在司法场域内展开,并视减刑案件的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院审批程序和诉讼程序.在强化减刑程序运作透明度的同时,应当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以使减刑程序能够在兼顾公正、效率的基础上达到最好的效果.     

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商 ——基于法院和当事人协商的视角

程序协商是法院和当事人就程序运行进行的沟通和协商,在解纷方式选择、诉讼促进和庭审方式选择等领域多有体现。作为纵向层面的协商,程序协商契合了协商性司法和能动性司法的背景,具有提升诉讼效率和拓展当事人参与的价值。同时,在遵循当事人自愿、参与和程序利益保护的原则下,有必要对程序协商进行适度规制和必要的扩张。     

小额诉讼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研究

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严重忽略了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导致小额诉讼程序对当事人的吸引力下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极低。小额诉讼程序在追求诉讼效率的同时,应遵循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正义、尊重当事人对私权纠纷的处分自由、注重权利的操作性与救济性等基本原则;在此理念指引下,明确赋予当事人充分享有管辖异议权、程序异议权、合意选择权、委托代理权、最低限度参与庭审权和审级救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并完善各项权利的具体程序设置。     

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宪法依据

依据宪法制定行政程序法,可以丰富行政程序法之价值内涵,提升行政程序法的合法性,创新宪法实施的路径。我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条款规定了公民参与权,公众参与制度的内涵与之契合,为此行政程序法应设置公众参与程序;密切联系群众条款要求国家机关与公民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交互式行政程序的机理与之相符,为此行政程序法应建构协商程序;精简原则要求国家机关之组织与程序的精简,与简易程序追求的便民、效率价值一致,为此行政程序法应设置简易程序。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论行政相对人的内部程序参与权

赋予行政相对人内部行政程序参与权,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具有现实意义,但为立法所忽视.我国内部行政程序具有封闭性的特征,有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首先应打破行政责任追究程序的封闭性,赋予相对人以下内部行政程序的参与权启动程序权、发表意见权、知情权、进一步诉愿权等.另一方面是相对人应参与对公务员的评价与激励,最重要的是公务员职务的任用和晋升,可以将现在常用的干部任用的"公示"制度发展为一种良好的法律制度.     

禁止重复诉讼的事理与法理——基于控辩审程序立场的互动建构

我国当前的制度逻辑业已认识到，当事人对双方之间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认知除了受基础事实以及实体法依据的影响，同时还受到诉讼过程中，基于原告和被告攻击、防御以及法院审理行为的程序互动事实影响。因此，如果当事人基于程序事实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发现作为本案有效讼争对象的法律关系已经超出了其原有理解，那么，从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与参与权的角度来看，就应当允许当事人作出相应调整。基于充分保障各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与参与权的诉讼标的论视野，在“一案两讼”的背景下，前诉判决既判力遮断效的范围自然也应该视法院审理重心与原告和被告攻击、防御焦点的实际覆盖范围而作出相应调整。     

消极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之思辨——以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为例

消极参与是一种非良性的政治参与行为,体制外参与是一种并非依据法定程序或制度规定的非良性参与或良性参与行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民的消极参与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体制外参与又有非良性的消极参与和良性的积极参与之别。对于今天仍处于转型期,民主参与制度尚不健全的中国而言,应深入分析消极参与的成因,并努力将其祛除,而体制外的良性参与更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将其纳入体制内,成为制度化参与的一部分。     

学习者建构与环境赋能:本科生课程参与度影响因素探究

课程参与度是衡量本科生教育质量的过程性指标,明确课程参与度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可为提高本科生课程参与度提供参考。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两维五要素的课程参与度构成模型,其中个体参与维度包括认知参与、情感参与、行为参与,环境感知维度包括课程内环境感知和课程外环境感知,各要素间及各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动态揭示了课程参与度的构成机理。基于课程参与度构成模型进一步构建了课程参与度影响因素模型,认知内驱力、认知负荷、高阶思维等影响着学习者的认知参与度;学习满意度与学习自我效能感等影响着学习者的情感参与度,笔记、讨论、实践等影响着学习者的行为参与度;课程资源媒介、学习氛围、学习活动等影响着学习者对课堂内环境的感知;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等影响着学习者对课堂外环境的感知。各影响因素间及各维度间的交互作用动态影响着课程参与度的水平。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扩大农村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以舟山渔农村妇女政治参与为例

基层妇女政治参与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薄弱环节,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难点。当前,舟山渔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参与村级事务的自主性程度低,进入党支部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比例偏低。应通过推进渔农村妇女合法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有层次的和适度的政治参与,扩大其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推动渔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     

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减灾救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灾害救助,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加强社会治理、保障民生亟需解决的现实热点问题.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公众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的影响因素,采用结构方程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共变性.研究发现,政策法规对参与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主体的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媒体促进对参与主体的能力素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体能力素质对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主体成长对主体的参与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主体的参与意识对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具体路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

就理想层面而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是直接民主的体现,有利于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提升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促进地方立法预期目标的实现.然而,在当前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实践中,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事项和过程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公众参与的范围较窄,公众参与的意愿较低、程序不够规范、组织化程度不高,公众参与的实效性不显著.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些地方关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拓展公众参与的普遍性,提升公众参与的实效性.     

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

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是实现村民自治"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基于浙江A县的"乡村钉钉"案例,对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数字化参与问题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中农村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主要是将参与场域由传统的物理空间转换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数字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在时空条件上对农村流动人口参与村民自治的限制,实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体缺场情形下参与村民自治目标。数字化参与的实现主要缘于治理逻辑、技术逻辑与数据逻辑的有机耦合。相较于传统参与方式,数字化参与具有多维特征和重要价值,但也具有适用事务类型有限、面临技术等各种风险及难以纳入全部参与主体的局限,未来应当厘清数字化参与方式的适用事务类型,规避数字化参与风险,妥善处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衔接问题。     

ERP项目中高层管理支持对用户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关于信息系统成功的研究中,高层管理支持和用户参与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变量.文章在文献基础上将用户参与分为用户实际参与和用户期望参与,通过问卷调查ERP项目中的用户,结果显示高层管理支持对用户实际参与有显著影响,而对用户期望参与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分析——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的视角

约翰·W·金顿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提供了有力视角,以此考察我国环保NGO在政策议程中的参与,参与内容集中在问题源流中的“焦点”和政策源流中的“软化”,参与方式以非制度化参与和制度化间接参与为主,多源流多要素参与及制度化参与不足。改善环保NGO政策议程参与机制的途径包括：在问题源流中形成政策问题触发机制;在政策源流中形成政策方案开发机制;在政治源流中形成政策软化机制;在三大源流的汇合中形成协调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