樗下的彷徨——庄子“逍遥义”散论

《逍遥游》中只出现一次“逍遥”,说的是樗下的彷徨者.尽管逍遥之义并不向天分之外展开,而人之于人事中的位置实际也蕴涵于“逍遥义”中.寻求“逍遥义”,或许正需要带着《逍遥游》中瞽、聋者的视听去造访——看不见的看见,听不见的听见.浩荡两千年,庄子的“逍遥义”遍入各家思想,但各家似乎都无法独善自得.在理解庄子“逍遥义”时,不应简单将“有为”归入“儒”而将“无为”归入“道”.     

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

按照“物名”与“事名”之分，并结合词的”立意”之义与“所指”之义的不同存在，来考察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可得其主要规律：凡物名同源，或是立意之义相同，或是所指之义相类相关；凡事名同源，或是所指之事现象相类相关，或是所指之事事理相因；凡物名与事名同源，或是事名所指之义即为物名立意之义，或是物名所指之物与事名所指之事直接相关联。     

论支遁

本文抄撮史料，寻比按证，重新探讨了支遁的即色义、逍遥论以及名士风度问题。指出：即色义的理论基础并非因心起色，而是因缘起色；逍遥论作为“新理”超越向秀、郭象，乃在于增加了玄学理论内部的张力；而名士风度，则实为大乘教理实践的必然结果。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认识

朱熹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是深刻而有力的。他认为,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的,只要按天理办事,恰到好处,自然就有利。这样的“利”对个人有利,对家庭有利,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结有利,是全人类的大“利”。“义”之外没有利,有义才有利,没有“义”的“利”是“私欲”,是“人欲”,不合正理,其结果不但无利,而且有害。     

《逍遥游》之逍遥

庄子哲学的中心是人,追求人的人性化。他把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视为物我关系,认为只有突破物的阻碍,回归于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他进而从漠视物我转向内心,以承认现实即逍遥。从无视物我之别到放置外物而求内心体验,都是回避外物的异己存在,主观上消解矛盾。庄子最终提出了“我驾驭物”的思想,我用物之“大用”以实现逍遥,但本质上仍是我对物的顺从。     

论告孟知言方式的差异

告孟皆有知言方式以修身知世，告子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以“义”制心，以“义”判言，不理他人心；孟子应对之，提出“知言”，即以心知言，知言求心，要求正人心。概言之，两人知言方式的差异焦距于二：（一）“义”“心”是否分离；（二）是否应拨正他人心。     

说“义”

对“义”字的口头语言和古代文献的部分意义用法进行归纳,认为从先秦到现代,“义”字都含有“与众人共同抵御灾难”及“分财与人”的意思。又通过分析同源词来推求古义,考释出“义”字的本义应是分配猎获物分得公平。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上“义”字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点看法。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荀子义利观辨析

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理论根基,源于孔子对人性的潜在看法。“义”是荀子思想体系里至高无上的道德形态,而且他充分肯定了“利”以及人的“欲利之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义与利总体上呈一种相克相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的伦理规定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关于形成正确义利观的途径,荀子提出“学”、“行”、“积”、“尽”,并强调了精神激励和礼、法于此的强制作用。     

《三国志演义》:演义文体的典范

“演义”是“演经书之义”的略称 ,它探寻的是经书的“义” ,而非“义”的载体———言或事。罗贯中创造“历代演义”文体的第一个贡献 ,是自觉确立了明“义”、演“义”的意念 ;他的第二个贡献 ,是通过创作实践找到了将“义”“演”好、“演”成功的各臻其妙之道     

郭象“适性”而为思想中的万物一体境界

郭象是魏晋玄学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了＂适性＂而为的理论,他认为事物是＂自生＂的,每个事物的＂性分＂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每个事物只能顺自己的＂性分＂而为,而且也只用＂适性＂而为。郭象的＂适性＂而为思想中有很浓的万物一体境界,体现了万物相通相融,体现了事物间的一种共通感、一种责任、一种尊重和一种平等。     

透析郭象《庄子注》中的矛盾论述——“有我”与“无我”的自相抵牾

为了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郭象在《庄子注》中特别强调实体性的自我会持续存在,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论述又等于在实质上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郭象之所以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庄子》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物化”概念的误读。郭象对于“物化”的解释又是以他对《庄子》中的“万物以形相禅”之说和有关事例的理解为依据的。《庄子》中所谓的“以形相禅”已不同于原始的转生观念,郭象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从执一统众到理一分殊——试论魏晋到赵宋政治哲学的一个变化

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一种形上学形态,毋宁说是政治哲学;而玄学到理学转变,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变。玄学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执一统众"来概括,理学则以"理一分殊"为基础。以往对于玄学和理学各自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二者转变的逻辑则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理一分殊"在其多方面的内涵及其相关的人性论上回答了王弼、郭象等人的难题,尽管王、郭未必会同意这种回答。     

郭象与魏晋美学

郭象是西晋年间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于西晋的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象在注解<庄子>时,对传统学说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理论.他批评王弼以无为贵的思想,强调事物的个体存在性,主张取消统一的精神标准.郭象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一种无从捉摸、冥然无迹的"玄冥"所支配,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郭象进而提出,事物的自由是由各适其性的特点所决定的."逍遥游"就是任从自我,不必追求固定的精神价值.郭象还主张美与丑的标准是相对的,是出自个体性的.这样也就取消了评判善和美的统一标准.他的思想代表了汉魏向两晋南朝转化的士人心态与人格精神,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六朝美学灵魂的人格精神.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魏晋玄学美学中“性”范畴蕴含的生命意识

魏晋玄学美学中的“性”范畴超越了儒家美学“性”之道德本体、道家美学“性”之“逻各斯”的探求,着力论证了精神生命、感性生命与社会理性生命三位一体的生命结构,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思维对此岸现世生命积极超拔的精神品格,包孕着浓郁的文化心灵结构、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以及生命的价值与情怀。郭象的“性”论建构了以“独化”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具体表现为：“独化”是存在的存在论,即本体论;“性”即物性与心性一体的自由生命意识。从而在本体论上建构了生命的本根与精神的超越。     

自由·自然·名教--郭象自由思想之论证逻辑探析

“自然”与“名教”之辩是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郭象对庄子自由思想的有意误读和曲解,旨在论证名教即自然。郭象对自由的论证有严密的论证逻辑:曲解庄子逍遥之义是其逻辑之始,自性论是其逻辑之基,自生和独化是其逻辑之干,自然即为命定是其逻辑归约,名教即自然是其逻辑之果。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温顺奴隶的悲惨命运——论香菱

红学研究者大多对香菱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并盛赞其"少女的善良、纯真"。有的学者还得出了"香菱爱薛蟠"的结论。其实,香菱身上的"善良、纯真"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奴性的温顺,而她对薛蟠的"爱"则是奴隶对主子的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