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对黑龙江省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黑龙江省农户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从农地转入、农地转出两个方面挖掘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受模型中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促进黑龙江省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即: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地整治力度,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农村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水平。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农地确权与异质性农业投资: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的边际影响和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正规借贷投资和非正规借贷投资均有促进作用,但其对非正规借贷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具体作用机制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地权稳定性的产权激励效应,二是提高信贷可得性的信贷供给效应,三是促进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应.同时,土地流转要素配置效应的中介效应比例显著大于产权激励效应和信贷供给效应,应该说农地确权对农业投资促进作用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中仅有土地转入具有促进农业投资的作用,而土地转出则显著抑制农业投资.基于此,建议强化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完善农村正规借贷市场,提升农户正规借贷可得性.同时将制定促进农业投资政策的着力点聚焦到土地流转上,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秩序规范和信息充分的土地流转市场,以高效有序的土地流转带动农业投资的增加.     

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的调查结果分析

基于江苏省85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转出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最高,其次是未流转户,对转入户的退出意愿呈负影响;由于农地流转所产生的转出户数量远远高于转入户数量,所以整体上有利于宅基地的退出;此外,户主的教育年限、村干部身份、家庭外出劳动力比例、拥有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为正,家庭65岁以上人口比例、农村房屋现值对退出意愿的影响为负。为了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首先,应将农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置于同一框架内统筹部署,通过完善流转服务和经济激励使农户自愿转出农地,进而促进宅基地退出有序开展;其次,为转入户及未流转户提供全方位、优质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减少其对宅基地生产辅助功能的依赖;最后,提高农村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建设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并公平补偿被拆房屋和宅基地。     

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三地的调查

以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地区的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状况与原因;从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济状况、政策因素与社会保障因素等五个方面共选取了15个变量,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对西部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主要受到个体因素、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因素;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因素的驱动机制不同;政策因素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与转入行为影响不大。     

扶养负担、禀赋效应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基于山东、河南782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扶养负担对农户土地转出的直接影响,并分析禀赋效应的中介效应及非农就业的调节作用,以此系统探析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扶养负担对土地转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禀赋效应在扶养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非农就业能够削弱扶养负担对禀赋效应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促进土地转出;从扶养负担结构看,老龄化负担对土地转出的抑制作用强于抚幼负担,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在抚幼负担与土地转出之间更明显,非农就业能显著缓解抚幼负担对禀赋效应的影响。据此,应进一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并加大对农户本地非农就业的扶持力度,以帮助农户实现非农就业与照顾家庭的兼顾,从而更有效地降低土地劳动承载功能及就业保障不可替代性,缓解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并促使农户转出土地。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影响因素

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辖区的7个乡镇23个行政村共427户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农地长期转出吗?

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农地转出期限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长期转出农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得到一致的结果;互联网使用促进农地长期转出的路径有二种,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失业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二是降低因转入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农地流转违约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互联网使用对农地长期转出影响具有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在使用互联网后,其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会相对更高。结合当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期限决策中面临有效信息缺乏的现实,丰富并完善互联网相关专业平台的信息提供,并加强平台服务宣传以吸引、服务更多农户;提高低教育程度农户互联网信息获取能力,使其有效信息获取渠道从线下拓展为线下+线上。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苍山县农地流转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在对苍山县228户农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当地农户的农地转入及转出意愿特征。结果发现：当地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不强,转入意愿明显高于转出意愿;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户主多为40-59岁、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的农民;农户更愿意转入地块面积大、可长时间转入的农地,且外界环境对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影响显著;农户愿意转出农地方式以私人出租为主,农户愿意转出农地面积占原耕种面积的比例较大;农地的社会保障作用依然较强。并提出了推进农地合理顺畅流转的简短建议。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出响应研究——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户调查问卷,综合运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和比较分析法,分析农户土地政策认知及其农地转出的响应机理。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的总体水平和农地转出比例均较低;对农户整体而言,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升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发生概率提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对土地政策认知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土地政策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力处于中等水平,家庭特征、区位因素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程度相对较大,资源禀赋的作用最小。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应提高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水平,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冲击效应

基于我国粮食主产区4省14县835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阶段回归及比较均值独立样本检验深入分析了农地转入行为对农户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土地租金的情况下,农地转入行为使农户粮食生产中流动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时间投入减少;从产出角度来看,农地转入户的粮食单产更高,且小麦亩产增加明显。转入户通过农地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粮食增产方面效果显著。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应鼓励经营土地面积在25亩以上的转入户种植粮食作物,全面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完善粮食补贴政策,限制农地流转价格快速上涨。     

自给服务与外包服务的关联性：对农业纵向分工的一个理论探讨

以经典分工理论为基础,设置了自给与外包服务的完全替代,部分替代和完全互补的关联性,探讨其对农业纵向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自给与外包服务满足完全替代或部分替代关系,那么外包服务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改善,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均会促进农业纵向分工。如果自给与外包的服务满足完全互补关系,那么自给和外包服务谁是“短板”决定了农业纵向分工的路径。外包服务为“短板”时,改善外包服务的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提高其专业化经济程度均会深化农业纵向分工。自给服务为“短板”时,改善外包服务的交易效率会诱致农业生产的内生分工和纵向一体化。分析还发现,非农就业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展会诱使农户减少,甚至退出自给服务,长期来看有利于深化农业纵向分工。结论表明,探讨农业中间服务的关联性为深化分工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制定发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和明晰农业分工的规律提供了理论参考。     

村集体中介服务能否促进农地高效流转与农民增收的双赢？

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