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传统法律教育在向现代法律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教会大学法律教育的某些方面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它虽然与宗教及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但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法文化的衔接,顺应了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法律教育也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大学法律教育构筑起了一个新式法律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法律教育系统和法制变革中的创造力.     

从历史出发：探索法制近代化之路——论张晋藩先生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研究与贡献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近年来法制近代化是法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张晋藩先生在厘清近代化与西方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近代的可能性及其必然性作出了深刻研究。     

戊戌前后知识分子转型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在戊戌前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东渐实质上是一个近代中西政治法律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思想启蒙的过程。在“西法东渐”过程中,戊戌前后处于转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起着独特的作用,对推动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述论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私立职业学校发轫于清末新政之后,至民国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办学者教育理念的开放性、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多元化和实用性以及生存基础的脆弱性等基本特点.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结合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清末"预备立宪"刍议

20世纪初年,在内外新旧矛盾的交织中,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集团发布"变法"、"仿行宪政"的上谕,推行"预备立宪"、"修订法律"等项措施,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进行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变法或法制改革的政治运动.作为清末变法重要组成部分的"修订法律"的作用地位意义,法律史学界基本给予正面肯定,一般认为:清末修律导致了沿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法律制度--中华法系的解体,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发展的基础,促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对以后中华民国诸政权法制甚至现代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民国时期法律家群体的历史影响

法律家群体是民国时期最为活跃的一个职业团体。在中国法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背景和游学西方的经历，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民国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批判，以及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对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尤其他创获的近代中国私立办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倍加珍视。而他的晚年经历,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一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     

陕西法政学堂与近代中国西部的法学高等教育

陕西法政学堂是近代中国西部成立较早,西北成立最早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陕西法政学堂的成立标志着近代陕西法政教育的开端和中国西北地区法学高等教育的起步。陕西法政学堂成立后,尽管多次停办或改并,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陕西法政学堂不仅培养了近代陕西最早的一批地方官吏和法、政人才,而且为西北大学的法律与政治学科奠定了基础,为解放后西北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双界性”法人:我国高校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及治理

我国高校法人滥权具有"双界性"法人滥权的制度特征,这与我国高校以"事业单位法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缺陷有关。法律对"双界性"法人滥权现象必须设置防范机制。虽然存在着公法和私法区分上的困难,但为了从长远确保我国主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应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及其体系,明确高校法人的公共本性,以公法为约束高等教育法律关系的主法,同时本着私法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准用于公法人的法律精神,有条件地保留高校民事主体地位及行为能力,以发挥其以收补支、以盈补缺、以市场补公益的正面作用。     

晚清输入域外法律文化的选择

晚清的变法修律,是通过参照域外先进法律文化来完成的。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晚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最终选择以大陆法系为参照法系、以日本为参照对象国,优先输入公法文化,再逐步引进私法文化,实现了中国法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晚清政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在输入域外法律文化时所作的选择,不是偶然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法治启蒙的内容初探

法治启蒙的内容包括建构法治精神与批判传统政治法律意识。法治精神即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包括民主意识、契约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责任意识等。在建构现代政治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的同时,还要大力批判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我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意识主要有官本位意识、臣民意识、法律工具意识等。     

浅议实现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很大的差距,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推进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对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影响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要求高等法学教育进行改革,现代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培养司法制度所需求的应用型、研究型法律人才。传统高等法学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教材以及教学环节都需要进行改革。只有当法学教育能够为法律职业者提供更为现实、实用、讲究实务技术的现代法律知识与技能时,才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执业人,只有经过现代法学教育体制熏陶的法律人,才能在中国的司法和社会各业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朝阳大学的历史启示

在中国近现代法学教育制度构建过程中,作为著名私立法科之花的朝阳大学,其办学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也为理解今天法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诸多重要背景,即讲授成为我国基本法学教学制度。“理实并重”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原则;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的构建及其演变一开始就对法律人才培养的方式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新中国对民国时期法学教育遗产的继承,是在一种选择性的校史观的支配下进行的,能够超越和如何超越历史,则是构建和完善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项的紧迫任务。     

从法律行为的制度结构看民法中的私法自治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是民法的灵魂与核心,其自产生以来与时俱进而不断完善,尤其曾面临私法社会化思潮,私法自治原则通过自我修正,不仅保存了其固有内核,而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使民法走向现代化。现代民法创设了法律行为制度来具体体现这一原则,产生了法律行为的双重结构。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既分别适应了私法自治在不同方面的原则要求,又相互连结,珠联璧合,共同实现并维护着私法自治的民法价值与功能。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私法关系建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对法律工具性的认识,形成了公法一元化的法律观,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初步奠定了公私法二元化格局。但社会转型仍然带着旧有体制的印记,现阶段我国公私法关系突出表现为活跃的市场因素所引发的私权保护诉求与计划体制下的政府管制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建立公私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文章建议通过确立法的回应型模式,即借助于司法部门的能动主义,来增强刚性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