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颂二体混称、连称的表现和原因

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战国赋管窥

一界说本文之所谓“战国赋”,乃专指荀、宋赋而言,故于“楚辞”则略而不论。其所以如此的缘故,则并非出于叙次方便的考虑,只是为了更加科学地分类起见。因为在我看来:辞与赋,其源流不同、体裁殊异、称赋的原因也迥然不侔。关于这一点,我在“辞赋考辨”一文中业已证明,但还有些未尽之意,须在此再为补苴先说辞与赋的混淆:关于辞赋之混淆,一般人认为始于汉初,其实不然,从“辞赋考辨”所引“龙蛇歌”、“魏文侯赋”看,春秋时便已开始混辞为赋了。但如果说这些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辞""赋"与乐府

汉人"辞"赋"之称,与"乐府"有直接的关系.乐府采楚地民间歌谣及文人作品,在朝廷配乐歌唱,作为制音协律的底本,故称"楚辞";同时它又可诵读,其诵读形式便被称为"赋".于是在今人看来,"辞"与"赋"在这里似乎被混同了.     

扬雄赋论中的文体自觉意识

扬雄通过对"赋"体从形式到内容"双重谬误"(即"文体谬误"和"意图谬误")的反思,得出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结论。这不仅是其辞赋理论的总结,更是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他的这一文体自觉意识内含着"明道、征圣、宗经"的实质和文用兼顾中注重功用的文学价值观,在两汉之际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论刘勰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研究之一

(一)引论欲知道文心雕龙的价值,先要看一看刘勰以前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在六艺和先秦诸子中,未尝没有关于文学批评的说话,然而东鳞西爪,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到了汉代,扬雄作法言,对辞赋方面,稍有所论列。如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勝辞则伉,辞勝事则赋,事辞称则经……,”等等。大都尚道德,贱虚辞。一本于儒家的见地。但并没有批评文学的专篇,不过零碎的表露他的意见而已。王充在所著论衡中,反对辞赋,浮靡的作风,主张文学要能够明辨是非,剖析真伪。如定贤篇说:     

《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楚辞名称再考察

楚辞之名不见于先秦,首见于<史记>,但汉人辞、赋混称,模糊了楚辞与汉赋的文体差异,其后,治丝益棼.又由于刘向、王逸在编注<楚辞>时,都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楚辞>集,致使其篇目取舍缺乏客观标准,出现畸窄、畸宽两个极端.本文对导致混乱的诸多现象予以澄清,对"楚辞"的文体辨析、<楚辞>书名的内涵边界及作品归属问题,提出见解.     

祝尧的古赋艺术论

祝尧<古赋辩体>将风、赋、比、兴、雅、颂等六艺手法引入辞赋批评中,认为古赋艺术手法的特点是比赋合用,情、理、辞三者兼顾.祝尧的古赋艺术论与其古赋本体论、古赋流变论一起构成了他的古赋理论体系.祝尧以情为本、情在理先、理由辞出的文论思想,是对六朝情采论、宋朝情理论、辞理论的总结,开明代以来文论之风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辞赋畅神时期刍论

汉魏六朝时期,畅神在行为层面表现为“纵心调畅”,人性充分解放,个性充分自由。辞赋作家,以市民好奇之心和世俗情趣,面对着异彩纷呈的大自然和芸芸众生的社会,率意而赋。因此,在辞赋作品中,畅神表现为反中和之美,蕴涵于题材层面的穷情写物而不避丑俗、抒情层面的危苦悲哀而侈陈艳逸、文体层面的辞赋诗化而言情无忌、辞采层面的淫辞丽藻而心折骨惊的混融和滚动,于是,形成辞赋的畅神时期。     

论赋的文体特征的无规范性以及唐赋形式的两极分化

赋是介于诗与文中间的一种文体,但对于“什么是赋”这个问题却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赋的文体特征本来就不规范。故判断一篇作品是否是赋还是应当以题目为标准,以赋名篇者即是赋,否则即不视为赋。正因为赋的文体特征不规范,唐代赋的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即:一是增加限制,强化规则;一是弱化规则,进一步模糊与其他文体之界限。前者以律赋为代表,后者则导致赋的散文化与非文学化。     

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