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撰,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该书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归纳、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书写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包括文学史观问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叙述中的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别立新宗”的实验与探求——评《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

贾振勇先生的专著《重叠的镜像:文学史理论与实践》,是著者近年来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核心命题,以具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史观、理论思维、话语系统,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及其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的深度思考与探讨。自觉的学科重构意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建国之初创立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从文学史观、价值规范到框架结构、话语方式的诸多命题都遭到了一些青年学者“后现代”式的理论颠覆与解构。但一番狂轰乱炸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究竟应重构什么性质、何种样态的学科意识,长于颠覆的先锋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新颖独到的学科构想。著…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摘要：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文学史研究的互文性视角

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以文学作品在时间上的线性发展序列为中心目标,寻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其文学史观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通过史料考辨来坐实作家、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具体联系的实证主义文学史观;从语言、文体、风格等角度透视文学内在形式变迁的形式主义文学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呈一元论模式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强调以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尖锐对立为基础的阶级论文学史观等等。上述文学史观虽然各有偏重,但无疑都可以看出时间性向度的述史线索。而笔者在本文引入的互文性视角的文学史观,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述评(1979—2013)

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进程中,从最初的译介、理论应用和实践到理论创新,叙事学本土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多维度的中国叙事学的学科方向,其中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甚至第一次建构出其诗学框架,意味着叙事诗学理论进入一个全新境界。其二,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叙事学方法论,其中赵毅衡提出形式文化批评论主张深入文化深层探讨叙事形式问题;申丹提出的读者细读法可以解决叙事学在文本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其三,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整理初见成效,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在赵炎秋和董乃斌等的努力下呈现出整体的历史样貌;其四,中国叙事学的空间意识个性已经发现,杨义对中国叙事学的早期构想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参照。     

开放“本体”与研究视野的重构——以“《星期评论》之群”为讨论个案

在新诗史上,"《星期评论》之群"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群体,在五四时期国民党人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下,这批南方"党人"的新诗写作也呈现出相当的历史独特性。本文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分析了该群体写作中"文学场"与"政治场"混杂的现象,及其对诗歌生产、交流、阅读机制的影响,尝试开放"本体"研究的视角,在政治、文化、审美的复杂关联中,重构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空间。     

论萧红小说叙事艺术的嬗变

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其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及叙事模式前后有着较明显的变化：叙事视角由全聚焦转向内聚焦,由成人视角转向儿童视角;叙事结构由线性时间结构,逐渐转向为淡化时间顺序的多重空间结构;叙事模式则由以情节叙述为主转向以情感和情调氛围的营构为主。这些变化,对萧红来说,是一个天才作家在成长中不断寻求最好的、最适合自己个性的表现方式的过程;对现代文学史来说,是新文学在发展中不断突破旧的文学形式、拓展审美空间的重要表现。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