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制造业企业创新与绩效研究--基于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以2011—2018年我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参考视角.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上的差异:(1)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创新投入之间均存在正向效应,且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2)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带动作用更强;(3)在低分位民营企业中,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带动作用也有所增强;(4)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抑制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带动作用,且在民营企业中抑制程度更高.     

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后的面板数据

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企业绩效水平和企业绩效波动性为切入点,实证研究高管层权力、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增大会显著加大股权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差距;(2)高管层权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水平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绩效的波动性;(3)股权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水平及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从高管层权力和股权薪酬差距的综合效应看,两者在提升股权激励绩效水平的同时显著地加大了企业绩效波动性。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现金流风险

在中国企业制度改革进程中,股权激励作为减少代理问题、抑制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日益引发各界关注。本文以2006－2014年股改后期我国 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企业现金流风险的影响效应和路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抑制管理者利用企业现金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企业的现金流风险,随着股权激励累积强度超过某一临界点后,管理者这一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效应将消退,本文提供了股权激励实施“壕沟效应”的支持性经验证据。同时,在产权性质因素的作用下,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而言,其股权激励的实施效应更加显著。     

股权激励的效应分析

近年来股权激励在西方已成为现代企业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的重要激励手段。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 ,我国企业也逐步引入股权激励制度。但实践表明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 ,这一激励方式的效应是很有限的。要想在我国顺利地推行股权激励制度 ,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必须认真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从本质上讲股权激励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 ,以股票价格作为惟一的绩效评价指标 ,以及股权激励具体形式的一些负面作用。对于我国来说 ,由于一些基本条件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健全 ,又导致一些新的问题。因此 ,我国要健康地推行股权激励制度 ,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健全监督体制 ,完善相关法律等配套措施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企业寻找生机和出路的必要条件,在当代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创新则兴,不创新则亡.选取2006-2013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企业创新有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实施与企业的创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说明股权激励政策作为一种长期绩效机制,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下对于企业的创新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股权激励的类型进行区分,结果发现严格的激励型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严格的福利型股权激励对于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高管薪酬制定与企业创新领域之间的文献,为股权激励的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性建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让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从而使其与所有者的利益趋于一致,以使管理层为了增加自身收益而努力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服务。但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如何,股权激励是否能提高公司业绩,对这一问题还没有确切答案。基于探究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目的,以2008～2010年国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从长远来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关系的契约重塑

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出现“费劲的状态验证问题”。本文在通过对所有者、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弃过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营者“股权协议回购”持股方式，建立起“激励强度与有效激励对等、有效监督与个人行为风险成本对等、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实现对等”原则下的经营者选择、激励、监督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     

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与影响因素:争议及未来研究重点

证监会2016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为我国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扫清了法律障碍,但对高管授予股权的激励效果如何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多争议。鉴于此,笔者在详细梳理高管股权激励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学者们关于高管股权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融资成本、投资方向等企业经营状况,以及如何影响高管离职率、财务舞弊行为及抵制企业被接管等高管特殊行为的争议观点进行深入对比,并探寻国内研究下一步的拓展方向：探究股权激励对高管动机更深层影响,尽可能解决股权激励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理清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以及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国家宏观经济的更广泛影响。     

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是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目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也存在着非效率投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它在银行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弱势,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以,银行关系就成为其用来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非制度安排,以寻求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来弥补自身投资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由于委托代理成本的普遍存在,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诉求更为强烈,但是民营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因此,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结合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和企业治理结构,研究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治理措施.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控股、市场竞争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研究

结合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国有控股和市场竞争这两种基本制度环境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发现：股权激励整体上存在激励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绩效;国有控股削弱了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产品市场竞争强化了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竞争程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在竞争程度高的国企样本中,股权激励显现出了显著的激励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环境是股权激励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深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产品市场竞争是提高股权激励效果的关键。     

企业融资风险的期权控制策略

企业与其股东、债权人的经济关系具有期权的特性。股东权益是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大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 ,企业可以通过扩大负债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 ;而当企业资产的收益率小于负债的融资成本时 ,企业则应通过扩大股权的规模来增加看涨期权的价值。股东的投资报酬率由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三个因素所决定 ,因此在投资收益率确定的情况下 ,企业的融资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负债资金成本。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通过基于企业价值的看涨期权的弹性来合理确定 ,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可以通过期权得到有效的控制。     

策略博弈、约束性激励与规制“软化”

作为政府缓解生态治理危机的一种重要手段,环境规制已经渗透到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已有研究表明,“环境外部不经济性”是造成环境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而环境规制的悖论即是规制主体间策略博弈和激励结构重组的缺失使其呈现出局部有效和范围性失控的规制“软化”结果,并非整体性的规制失灵。策略博弈表现为政企联盟和央地“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目标置换和过程异化。约束性激励表现为央地之间的激励错配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激励阻滞,过度关注晋升的“硬指标”。为扭转规制“软化”局面,应采取“助推式”环境规制,逐渐从命令—控制式规制工具向混合式规制工具转变,从约束性激励向兼容性激励转变,从策略博弈向动态均衡博弈转变,实现环境规制“软化”向制度创新的过程转变。     

多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上市公司在是否实施股权激励,激励方式的选择、激励的范围、深度的确定等方面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规模、成长性、绩效水平、股权结构、负债程度等因素均从不同层面对其股权激励行为的产生影响。结论认为创新企业评价体系,建立完善、有效的激励指标是股权激励有效的重要保障。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估算比较

对2004—2008年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各行业的股权资本成本进行估算与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地区的股权资本成本在总体水平上高于台湾地区的股权资本成本,这与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资本市场完善程度以及投资者的投资理性相关。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企业价值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内在机理

为洞悉中国企业生命周期较短、产品质量问题较多,部分跨国公司在中国公然行贿等问题的根源,从理论上探讨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企业价值导向—推崇策略—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了在不同大环境社会信任度下企业推崇策略的变化。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价值导向倾向于“人本观”,企业更推崇“关系”策略,企业绩效表现为短期较好但长期较差;西方企业的价值导向倾向于“物本观”,企业更推崇品牌策略,企业绩效表现为短期较差但长期较好。当大环境社会信任度较高时,“人本观”为价值导向的企业会从重“关系”轻品牌演变为重品牌轻“关系”;当大环境社会信任度较低时,“物本观”为价值导向的企业会从重品牌轻“关系”演变为重“关系”轻品牌。为改善当前企业价值导向中存在的不足,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创造一个信任的社会大环境,加快行政管理体系改革,提高整个社会环境信任水平;中国企业要将重心转移到品牌建设上来,改变推崇的“关系”策略;公众要树立正确的产品导向,对有严重质量问题企业的产品要果断拒绝,从而引导企业在策略导向上向品牌靠拢;媒体要发挥第三方监督作用,坚决披露有质量问题的企业,让仅仅依靠“关系”而不注重品牌的企业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股权激励制度的历史解读与法律构建——以晋商“顶身股”为视角

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研究应关注与此有关的商事习惯。中国股权激励制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商的“顶身股”。因此,在构建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时,不仅要考虑时代因素,也应从商事习惯中汲取养分。“顶身股”制度与现代股权激励在激励功能、信用基础和对“人力资本”重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契合,具有历史传承的制度基础。然而“顶身股”与银股比例失衡、责权利不对等、分红比例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问题也为股权激励制度法律构建提供反思。因此,股权激励制度的法律构建应从“顶身股”制度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秉承“自治为主,引导为辅”“扬弃历史”“系统化”等原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股权激励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