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城乡融合的媒介社会学研究

基于嵌入-连接视角,探究了作为“中介景观”的媒介空间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的过程机制：脱域与再嵌入。借助流动性媒介空间中的交往实践,城乡居民在异质性的生活观念、情感价值、身份认同和地理感知等维度建立起对彼此的想象与认知。媒介空间对距离、认同、价值等不可见价值的描述和阐释,意味着现实语境下作为一种生产力量的城乡多元主体已经全面参与到城乡关系重构、要素聚合与空间关系的“流动化生产”之中。作为承载情景建构和关系再生产的“第三场域”,媒介空间也将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     

论费孝通乡土交往伦理

费孝通考察了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分析了“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结构,认为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乡土交往伦理,主要包括血缘决定的家族伦理、地缘本位的熟人信任和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等三个方面。血缘决定亲缘关系、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人际交往关系;地缘本位决定了乡土人际交往和熟人信任的交往范围与原则;与团体格局相对的差序格局实际上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体现了中国乡土独有的公德与私德以及自我主义特性。     

差序格局、礼与社会人格 ———再读《乡土中国》

每一类型的社会都有一整套塑造自身的社会团结与理想人格的体系,那么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什么呢？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民国一代的学者反思乡土社会的秩序的重要概念之一。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差序格局”来说明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人如何组织和再生产社会关系;可以说,这个概念成为所谓的“社会学的本土化研究”的基石和范式。文章以重新考察差序格局与“伦”的内在紧张为出发点,反思差序格局解释乡土社会的秩序的得与失,并简要讨论了差序格局的后续研究的一些偏差。文中重新回溯了“礼”的本义,阐释了“礼”如何塑造了社会关系的伦理化和人的社会人格,以试图进一步理解礼对社会秩序的实质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关联营造的视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一般以土地的规模化为前提,而土地经营权流转会造成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利益分化,因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处理与普通农户的利益关系、社会关联与情感连带的问题,其持续发展必然要与乡土社会进行深度互动。“嵌入性”是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及其与乡土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关联营造的方式,利用“中介”“担保人”等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以及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来建立与其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的精细关联。关联营造的机制关系着农业的均衡稳定发展,也关系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稳定。     

农业技术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

农技推广体系如何与小农社会有效对接,这是克服农业技术“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陕西P县猕猴桃技术推广实践中,组建了以“大学专家+政府农技推广员+乡土专家”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团队, 通过“示范点”“乡土专家”“村级组织”三个嵌入点向农村推广技术,形成农技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该模式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性,注重发掘农村技术精英学习应用技术的能动性,逐步在乡土社会内部建立农技推广的小环境并与农推体制高效对接,形成技术与农户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试论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及其流变

东西方自我概念最大的理论分野在于各自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乡土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特征是“差序格局”性,自我概念就是在“差序格局”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差序格局”中的自我概念在结构层次上是个体层次意义上的“公开的我”、“私下的我”与社会层次意义上的“公己”、“私己”的逻辑统一,“伦理本位”、“情境中心”与“关系本位”则分别从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维度上奠定了自我概念的本体论基础,乡土性、内向性、两面性以及真诚性则是乡土中国自我概念最大的特征之所在。在当前现代化语境下,乡土中国的自我概念发生了流变,呈现出个己化以及理性化倾向。     

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信任结构的同构性——以成都市大丰镇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为差序格局特征.根据关系强度的划分标准,可以将它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中等关系.同时,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也是差序式的,根据信任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义务信任、交往信任和契约信任.信任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以义务信任为基础建立强关系,以契约信任为基础建立弱关系,而以交往信任为基础不仅建立中等关系,而且还可以将弱关系转为中等关系,把中等关系变为强关系.由此,信任与关系对应构成了多种类型的关系网络,并且呈现差序格局特点.     

乡村社会信任提升:社会组织治理中的正向效应——基于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查

乡村社会信任是建设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一直以来,社会组织的整合、协调、提供服务等治理作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随着社会组织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在与多元主体互动过程中对增强乡村社会信任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经过对舒城县“救急难”互助社的实证调研发现,社会组织在提供临时救助服务、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协调保障社会利益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与此同时,基于村干部“嵌入”与制度化渠道的建立,社会组织提供了构成信任生成的4个要件,互助社的发展实践与乡村社会信任提升呈现为一体化的过程。对互助社的发展探索可能会为重新建立起乡村社会信任关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人民调解嵌入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与优化路径——以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诉前调解改革为例

诉前调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推行的重要改革,其引导人民调解入驻法庭,在一般层面上具有分离调解与审判的功能,而在与人民法庭的结合中,却呈现特殊的社会功能。西南D市人民法庭的改革实践显示,诉前调解改革是诉讼压力、悖论实际及政策倡导的产物。人民法庭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职业化”并脱嵌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乡土化”及嵌入乡村社会,形成组织学悖论。以嵌入性理论观察,人民调解入驻人民法庭,并非简单的法院附设调解,而是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嵌入到国家法庭的过程。这一嵌入过程能够实现人民法庭嵌入乡村社会同样的功能,并破解人民法庭发展的组织学悖论,推动人民法庭迈向更为职业化的未来。通过人民调解与人民法庭的内部嵌合及二者对乡村社会的外部反嵌,可优化诉前调解的运行,保持人民法庭在“职业化”与“乡土化”之间的平衡。     

信任方式的起源和中国人信任的特征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社会制度背后的组织通则为亲族原则,并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 特征,从而造成了中国低信任度文化的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但通过历史分析和博弈推演可知 :由于 与印度、欧洲的起始博弈不同,中国人建立了基于同情心原则的人格化信任方式———直接信任,这一信任 方式虽然在真实性、范围和强度上都优于其他信任方式,但由于辅助的非人格化信任的周期性解体与重 建,以及近代社会的转型和外部威胁,中国人的直接信任方式具有不稳定的特点。所以说,中国人对不同 对象给予信任的不同顺序与强度是因安全原因才逐渐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特征更多的是 时间顺序上的,并从时间顺序反映到空间范围上。     

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作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差序格局"概括了这种社会结构的三个特征,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和以伦理为差等的礼治秩序.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姻亲、拟血缘关系、地缘和业缘关系得到开发.感情、利益与伦理一起,构成了现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三个维度."差序格局"先于个人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而行动中的个人又造就了新的"差序格局".     

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时,在差异性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下,技术的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呈现出迥异的样态。农业技术嵌入的方式是由国家、村庄、农民三种力量共同形塑的,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的精神特质,乡村精英的技术亲和力也使技术获得了嵌入乡土的社会基础。但集体化、个体化、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需求是嬗变的,因此农民与技术的互动也呈现出"嵌入""脱嵌"又"回嵌"三种形式。农业技术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沟通活动。技术发明者到使用者的技术距离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消减。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农业技术应该把握不同时期的农民需求,找寻新的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口,以实现技术"深嵌"乡土推动农业转型。     

“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库移民。通过对浯溪口水库S外迁社区的个案研究,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社会样态进行了分析。水库移民安置过程往往伴随着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间“脱嵌”以及外迁社区的空间“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首先,“社会样态类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是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样态的理论化;其次,水库移民“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在结构维度表现为外迁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组成的“事实”和“心理”同构的“双主体”;在关系维度表现为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双主体”间内部“熟人化”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最后,基于S外迁社区“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空间重构中经济、社会、政治空间的考察,认为外迁社区的空间治理需理解其社会样态,把握社会样态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信任与组织:民营企业差序格局管理模式探析

企业内部差序管理模式日益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这种管理模式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紧密相连,具有十分强烈的特殊主义取向。从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来看,民营企业内部的信任类型主要表现为情感型信任、混合型信任以及工具型信任三种,并相应地将民营企业内部管理模式区分为三种类型。     

农村赊欠及其市场、关系、文化嵌入性——基于安徽ZX镇绿园商店的个案解剖

赊欠交易在农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借鉴"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视角以"总体社会事实"的方法对安徽ZX镇绿园商店赊欠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农村赊欠紧密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之中。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市场转型诱使赊欠由"支配型"向"共谋型"转变;人际信任、信任差序格局和信誉再生产是赊欠运行的现实逻辑;"去耻辱感"、赊欠"善举"和象征资本的赊欠文化是赊欠成风的人文背景。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需要淡化其"问题"的价值判断。     

加码驱动:基层治理中党建和扶贫的关系再造

基层党建、脱贫攻坚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课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由于未能有效厘清它们之间的潜在关联,在实践过程中二者缺乏系统性协作,导致推动治理发展的效能折扣化。江西省XW县案例表明,党建和扶贫的应对策略与方法并非囿于各自独立性运作,同时也存在相互协调性配合。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建构“党建+扶贫”工作方式,一是组织动员与结构再造,实行组织扁平化管理,增强组织内部动员力和外在作用力。二是社会动员与格局重塑,突出基层党组织统筹和领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扶贫,激活内生性力量。从深层次来看,“党建+扶贫”在于党建和扶贫二者之间有统一的领导主体、共同的目标靶向、耦合互嵌的关系、协同互补的机制,最终表征为党建和扶贫的同时嵌入并叠加形成加码驱动的形态,进而再造治理秩序与治理格局,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     

新市民的信任:从差序格局到扩展的同心圆——以无锡市广瑞一村为实证对象

调查资料显示:由于身份认同的模糊性、未来归属的不确定性,社会地位的边缘性,社会交往的同质性,导致新市民形成了差序的信任格局。新市民要一体化到城市生活中,必须扩展信任的同心圆:从制度信任入手消除群际隔离现象;提高新旧市民的相似性,增强社会认同;加强互动与交往,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使陌生人纳入“我们”的范畴;构建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形成道德共同体,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差序格局”再审视及法治困境的破解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尝试着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变迁了的中国当代社会,差序格局得以延续,但其内容和取向都发生了变化。在父系血缘关系之外,外亲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存在着竞争。一方面,人们可能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从原始内涵及现代内涵进行再审视的基础上,可从法律文化自觉的角度结合当代中国立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困境提出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