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对中国文化传播理论体系的构建前瞻

西方超级媒体主导、控制了全球的传播格局,这既不利于世界正确地解读中国,也不利于中国正确地解读世界。误读与被误读造成东西方文化相互传播的碰撞。要改变不对称的东西方文化传播格局,中国需要提升软实力以谋求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和平崛起。而对于文化传播持续发展的前瞻性及构建中国文化传播理论体系的探讨不能长期停留在自发状态,中国传媒应积极推动文化传播理论系统化的进程。     

将误读作为书写策略——华裔作家汤亭亭创作美学论

汤亭亭在作品中大量误读了中国神话传奇和西方经典故事,构成其写作的一大特色。而正确理解和评价汤亭亭作品中的误读是深入理解汤亭亭本人及其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借助误读理论透视汤亭亭作品中对中西方神话的改编和移植,认为汤亭亭在其三部主要作品中的误读事实上是其实现文化认同的一种书写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她文化融通的书写动机和超越时立的创作美学。     

文化影响与生态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西方生态文化因素及其本土转化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与西方生态文化的关系即是如此。当代中国生态文学既直接受益于西方生态文化的启迪,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因而表现出不同文化交互杂处的共生状态。中国生态作家接受西方生态文化与文学作品启迪,也存在着误读,更多地体现的则是自身的精神特质,使作品呈现出广阔的可能性与多样性,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许多根本性差异。     

翻译与时间

本文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角 ,在对翻译与时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时翻译和延时翻译理念 ,并根据这对理念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演进过程、翻译指导思想、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文化误读 ,中国和西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经由延时翻译输入对方文化的。延时翻译不仅在原著和译作之间产生较大的时间差 ,还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时代错觉 ,使译作在目标语文化里的接受、影响和审美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     

翻译与时间

本文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在对翻译与时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共时翻译和延时翻译理念,并根据这对理念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演进过程、翻译指导思想、文化冲突和文化误读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由于文化误读,中国和西方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经由延时翻译输入对方文化的。延时翻译不仅在原著和译作之间产生较大的时间差,还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时代错觉,使译作在目标语文化里的接受、影响和审美等方面都受到较大影响。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泰戈尔笔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可概括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展望中国几个大的过程。来中国之前,泰戈尔根据间接了解,既对想象中“富丽的天朝”之古代中国形象寄予了热切向往,又对近代以来“含泪的中国”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以来华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泰戈尔对中国这一巨大文本进行了现实阅读和接受,有对自然风物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对中国这一人文乌托邦的钦羡和赞美,也有对处于现代转型期中国的洞见与误读。在欣喜与落寞的双重心境下,泰戈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倾情展望。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误读现象,并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交往中实际还存在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新文化产生和创造的前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典型者如汉唐间佛教和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消除,其影响也是得失兼备,因此要在平衡不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文化成长与文化交流的途径。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英汉动物词语中的民族文化心理对比及其误读解析

通过调查统计英汉两种语言中22个常见动物词的组词教量,对其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由于文化预设的负迁移作用,在英汉动物词语的解读中还存在着一些误读,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曲解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学者们对曲解的研究从把曲解看作是误解的特殊形式到最终承认曲解有别于误解,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策略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研究过程中关于曲解的成因及语用功能的讨论,仍有诸多不足。我们将立足曲解研究的现状,主要探讨其有待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的问题。     

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类型剖析

翻译是不同语言的交流,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在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文学翻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文化误读的现象。本文试图将误读和误译作为一个既成的客观文化现象加以客观描述,通过围绕无意识、有意识两种误读,旨在将文学翻译中产生的文化误读进行具体分类。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模因论视域下刻意曲解的表现形式

针对目前刻意曲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模因论视角下刻意曲解的表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刻意曲解是交际者为达到特定的语用效果所采取的语用策略,是一种语言模因.语言模因的合并传播表现形式主要有语音偏离、词汇偏离、语义偏离、构型偏离等.     

初论中华龙及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龙经过数千年连续不变的演变与发展,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由于中华龙演变和发展的复合性,以及Dragon这一英文译词的文化偏差,导致对中华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质疑、争论。针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日益式微的严峻现状,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主张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自觉,坚持本土文化主体地位和多层次全方位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构建起“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从而对传统文化得到不断改造、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因素和新活力。     

会话幽默中的曲解策略

曲解(刻意或无意)是会话产生幽默效果的重要原因,刻意曲解更是话语交际者实现言语幽默的重要手段.会话幽默中,听话人利用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发话人的语用模糊实施自己的曲解策略,制造幽默效果,或者借此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动、名的施受关系与句法歧义

汉语的句法歧义可以分析为一些抽象的格式,当这些抽象化的格式在通过语言中的词语转化为具体的言语时会产生 歧义。这些歧义的产生大多是因为动词是一个二阶动词,它与它所联系的名词之间具有复杂的语义关系,这些复杂的语义关 系是造成句子歧义的一个主要原因。通过变换分析,不仅可以消除这种歧义现象,同时还可以弄清二阶动词与所联系的名词 之间的复杂语义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研究歧义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