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城市砖石城墙修筑的时空过程

明以前中国南北地区的筑城方式存在差异，东南地区的城市多修筑砖石城墙，北方地区的城市多筑夯土城墙。明初砖石城墙的分布范围大规模扩散，与明军的筑城习惯和战争进程密切相关。明代中后期大规模建造砖石城墙的活动，与边疆和内地屡次爆发的战乱有关。以往将明代城市大量修筑砖石城墙的原因归结于火器使用的看法，是一种较为片面的解释。     

呆在丽江不想走

丽江古城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古城,在这片古老的城池里,人们听到了他们听不懂的方言,看到了他们看不懂的纳西女人的东巴舞,躺在太阳下晒着太阳,跟小狗玩一下午,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怪不得到过丽江的人都说,那是一个适合发呆的城市,它对城市人最大的吸引力大概在此。具有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北依象山,西卧狮子山,南有文笔山,面积约3.8平方公里,始建于南宋末年,是明代丽江军民府和清代丽江府的驻地。     

顾从礼与上海城墙

上海地区首次出土的明代湿尸──顾从礼未腐古尸,对于研究我国医药科学史,上海地区文化史具有重要意义。顾从礼曾对上海地区开发,尤其是修筑上海城墙作过重要贡献,是上海地区发展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六朝重镇石头城——清凉漫谈之三

从东吴开始．历代南京城都以清凉山和石头城为西边的重要据点。南唐与明代修筑的南京城墙，也都以石头城为西垣。     

明代潮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研究

明代潮州府进士155人,在广东省府际之间居第二。明代潮州府进士在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就时间分布而言,大体可分为起步期、缓慢发展期、鼎盛期、曲折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就空间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梯次之间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是国家文教政策、各地经济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多方面的因素所致。明代潮州府进士有出色的表现,涌现出了一批全国性的重量级人物。明代潮州府进士成绩表明,潮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明代潮州的科举成就,不仅确立了其岭南文化重镇的地位,而且为今天潮汕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称东巴文为“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如果你到云南丽江市旅游，一定会有这样的发现，在众多琳琅满目的工艺品上面都刻画着类似于甲骨文的图案。小到风铃、首饰，大到运动鞋、衬衫，甚至在丽江古城的城墙上同样能够看到类似的图案。这些图案有的像人物，有的像房屋，有的像高山，有的像日月……     

熊大木刻书考略

建阳书坊的雕版刻印书籍闻名于世，有“图书之府”的美誉，这里曾聚集了众多经营、编撰、创作、刻版等书坊专业人才，熊大木则是其中的多面手。他既是书坊主，又是著名小说家。从熊大木现存作品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来分析其编创作品在通俗性、实证性、创新性和继承性等方面的特色，揭示出熊大木对建阳刻书和明代通俗小说发展等方面均有很大影响。     

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

明代科举在宋、元科举三级考试的基础上,又进而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科举考试的难度和规范程度,而且为提高选才质量提供了条件。明代"童生"考试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而非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故严格意义上不属于科举考试。明代科举并非"必由学校",其考生除主要来源于"国子学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外,还有"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和"吏员"、"医士"、"军士"等"杂流"入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仅为赐予破格任用,而非赐予出身,故不应称之为"科"和"出身"。     

徐霞客笔下的丽江土司地

明代徐霞客在云南丽江土司地区的亲见亲闻,系统收载在《徐霞客游记》一书中,对于了解明末丽江纳西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交流、风俗习惯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论明代肇庆府蒙学与蒙师

明代国家重视教育,在全国各地城乡基层社会积极倡建蒙学机构。有明一代,肇庆府见诸地方史籍家乘的蒙学机构,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地方官员倡建的社学;一是由村、联村或者地方宗族、乡绅创办的乡塾或家塾。蒙师多由致仕官员,或者潜心学术不求仕进者,或者家境清贫、在及第之前设塾馆授徒的生员和童生,以及屡试不第的老童生等充任。     

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以礼教守西陲 称忠贤名四方

蜀府在明代50座藩府中长期独享“忠贤”之名,其从分封之始即根据蜀地实际情况选择了“以礼教守西陲”的策略,并与地方政府达成共识,在有明一代一以贯之。相对明代其他藩府,明蜀府政绩卓著、贤王辈出,深受士人和蜀民爱戴,屡次被朝廷表彰,忠贤之名广泛传播,是明朝“大一统”的缔造者之一,清朝在修《明史》时评价其为“蜀中二百年不被兵革”的核心力量。但学界对蜀府的研究严重不足。翻检史料,加上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蜀府始终坚持“事君以忠”,在蜀地提倡文教,对儒释道大力扶持,还协助朝廷完成对茶马交易的有效控制,巩固了西南边陲稳定,树立起了“忠贤”形象。同时,蜀府在不违背“忠”的前提下,“辟土田以积其糇粮”,长期享有“天下首富”的地位,积极向上助大工,为军队捐饷,对地方公共设施慷慨捐助,成为塑造明代四川人文精神的核心力量。蜀府履行藩职的策略,发展了历史上“河间”“东平”之贤,创造出独特的“忠贤文化”,这是在明代体制下明智的生存之道,是明代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藩府。     

在王府与卫所之间：明代晋府群牧所的设立及其运作

群牧所是明代亲王府的军事组织之一，以千户所为编制，又称“群牧千户所”。群牧所同时隶属于王府系统和都司卫所系统，参与到孳牧、屯田、供给柴炭、守御王城等多项事务中，对于理解明代军事制度与宗藩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对明代王府军事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府护卫，鲜有学者关注群牧所。明代前期，晋王府设立了晋府群牧所。永乐二十一年，明廷从晋藩的太原三护卫中拨出一个千户所的官军随侍平阳王朱美圭就藩，其中不少官军来到晋西南的平阳府蒲州临晋县开展屯田、牧养马匹。宣德二年，明廷将晋王朱济熿废为庶人，革去了太原三护卫、晋府群牧所和晋府仪卫司。一年后，随侍平阳王朱美圭的晋藩护卫官军被就近调入平阳卫安置，成立了平阳卫中左所。宣德十年，明廷将朱美圭封为晋王后，复设了晋府群牧所。复设后的晋府群牧所，很大程度上由此前随侍朱美圭的官军组成，这些官军先后经历了从晋王府调入平阳卫，又从平阳卫调回晋王府的调拨过程，并有许多官军继承了护卫军时的屯田和牧马地，继续留在了晋西南。晋府群牧所署位于晋王府的王城内，晋府群牧所正千户一般居于王城。此外，至少有三名晋府群牧所副千户负责管理地方上的屯庄，其中的两名副千户率军在晋西南开...     

明代丽江纳西族经济的发展及原因初探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代。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曾有过迅速的发展,探究它的原因,不仅有助于纳西族历史的研究,对今天的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为了迅速建立由中央王朝控制的行政机构,在一些地区推行土司制度,丽江木氏土司便是这种制度的代表之一。公元一三八二年明军攻克云南,通安州知州阿甲阿得率众归附,朝廷赐木姓,次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明代山东蝗灾地域分布分析

明代山东蝗灾频繁,伴随明朝始终,蔓延齐鲁大地,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山东各地轻重有别的特点。蝗灾在济南府最重,青州府、兖州府、东昌府、登州府次之,莱州府最轻,山东中部最重,西部次之,东部最轻。     

宋代定海县城市形态研究

研究宋代县治城市形态的变化过程,是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演变的重要途径。明州（庆元府）定海县于后梁时期始建城墙,呈现镇、县并存的早期城市发展模式。南宋在承袭后梁古城区及“城西市”区的基础上,再度出现军寨、县城并存,共同促进城市生长的“双子城”格局,催生了新的城市中心,继而为明清县城的形态奠定了基础。明初定海罗城的修建,改变了开放式街区形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县邑在宋至明代由无城到有城的背景下城市空间形态所发生的变革。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发展策略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背倚明王朝,采取开放的、吸纳周围多元文化的态度来统治多民族交错的滇西北。纳西族历史发展的脉络,多元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相互影响、融合以及传播,在我国的民族发展史上留下了卓有特色的一页     

松江府在明代的经济地位——兼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转型

松江府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以其富庶傲视全国,其中,松江府更是占据了突出地位。明代中叶是松江府(上海县为松江府所管辖)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但明代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遏制了这一发展趋势。甲申之变后,清兵大举南下,松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清斗争。嘉定三屠以及松江、江阴地区的抗清斗争波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