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向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杰出代表,其最突出的文化性是在张元济主政时期奠定的。考察张元济时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可以从其注重中华古籍和汉译名著的出版行为背后,看出其＂温故知新,两者并重＂的出版理念。出版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理念和行为也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之间交汇、碰撞,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向。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

戊戍变法运动的深远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其中以出版业和教育事业最突出。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为首户,代表了这一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方向,其贡献也最显著。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又和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仅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关系,阐述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的历史作用。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江西路德昌里。1902年,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蔡元培任所长。1903年,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确立以编辑新式学校教科书为主要业务,迎接中国近代教育的新潮流,从而使商务印书馆由单纯的印刷业发展为以出版业为主的出版印刷业,并迅速地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中国近代大出版企业。     

教育救国与民族复兴:蔡元培与近代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发展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蔡元培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他是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教科书营运方针转变的重要倡导者、实践者。以商务印书馆为实践阵地,蔡元培致力于近代教科书的规范与普及,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教科书事业的领导者、筹划者、参与者。蔡元培与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视教育为救国之本,怀抱"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的理念,逐步实现了教科书从舶来品到中国化的转变,将教科书变成了普及知识、启蒙国民、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重要武器,展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

近代教育出版(特别是教科书的出版)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近代中国最早成立的民营出版机构和最大的教育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掌舵长达25年的著名教育出版家王云五,一生从未停止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活动及事业的反思与总结,并在一系列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这一集大成之作。《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试图从教育出版的独特视角来展现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教育的互动关系,其突出特点是始终不忘强调近代出版业自身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从而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也为后人考察和认识出版与教育的内在关联及其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个案。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成长的社会生态分析

中国近代民营出版业起步于文化启蒙与民族诉求的时空大背景中，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的崛起为代表。有别于当时清政府主导的公营出版和教会主办的教会出版，近代民营出版业通过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工具与设备，翻译国外出版物、整理传统文化、出版大型工具书和新课程教材而得到快速成长，成为民族工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固然与出版企业制度、内部管理、经营者出版理念等内生条件有密切关系，但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变化、近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商业氛围的浓郁、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新教育改革以及出版法规、同业公会等外在社会生态环境的支撑效应。     

论陈炽新闻思想

陈炽是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著名的思想家,也是近代著名的报刊启蒙思想家.对当时清政府只许洋人办报而不准华人办报的做法,他深感痛心和不满,并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报馆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振兴商务的重要工具,其本质是"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因此,他告戒人们:"国之利器不可假人".他劝告清政府要允许民间办报,对资金不足的,官府应该给予资助;当报馆与社会之间发生争端时,要派专员进行稽察,帮助解决问题;对待外国人,不允许再办华文报纸,要办,也应该对他们进行有力的管理.同时,他还希望报馆从业人员应该具备"公道、精明、诚实、正直"的优良品德,以保证报纸的质量.这些思想,无论是对最高统治者,还是对于一般的民众都具有报纸启蒙的教育意义.     

梁启超"新民论"思想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内涵

梁启超的"新民论"思想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蕴涵.它形成于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全面政治危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自新新民"是梁启超等先觉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的文化自省之后确立的救国之路.梁启超早期的"新民论"思想受到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的直接启发,是对后者的继承与深化,它具体体现于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的各个环节,成为近代史上一股具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时代思潮.     

百年商务的文化地位及启迪——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110周年

2007年2月是商务印书馆的110年诞辰,作为现代出版业的肇端,作为文化界的"伯乐"和读书人的"世界精神公园",百年商务秉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鞠躬尽瘁寻常事"的精神传承,在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形成了商务传统、商务文化、商务人、商务品牌.     

"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

西方人将近代媒介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将近代新闻传播观念移植到了中国.这一过程体现着观念的现代化与观念的中国化的辩证关系.本文关注近代第一批新教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的定位,从译名"统记传"入手,探讨"杂志"一词经历着由试用词、过渡词再到通用的专门词汇的变化过程,而"杂志"成为流行词与日本方面关系非浅.     

康有为与"公理"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公理"一词的士人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泛化使用"公理"的典型人物.从戊戌前<实理公法全书>的"几何公理"到戊戌后<孟子微>、<论语注>、<大同书>的"公理",显示出康氏对"公理"的用法逐渐摆脱科学的束缚,窃用了axiom的普遍必然性,但却抛掉了词语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公理原本具有的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被瓦解,变成了一个权威性的象征符号,以权威化其社会政治主张.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容易产生对可追溯鸡蛋的购买行为。最后,提出增强消费者对可追溯鸡蛋比普通鸡蛋在质量安全上更有保障的认知水平,提升消费者对贴有信息追溯标签鸡蛋的信任程度等相关的改进措施。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简论门户及其与门神、门画之关系

门神观念是我国传统民俗观念之一,其产生与早期人们对门户的认识与理解相关。门户不仅是建筑实体,且具有多重社会文化意义,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出于装点、神秘化门户的需要,门画这种艺术形式得以出现并传承至今,成为当代一类历史文化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