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论《淮南子》的君道思想

《淮南子》一书综合百家之说,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学说,书中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它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用儒、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造;它吸收了儒家有关道德自律的思想,用以改造法家关于君臣关系、重势等方面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家的苛酷,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君道思想.     

荀况的赋税思想

一、富国必须开源先秦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法家,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上,儒家强调富民,主张薄税敛,藏富于民。而法家则强调富国,主张百姓家不积粟,以充实国家财政。在富国(指国家财政富足)与富民的关系上,荀况摈弃了儒法二家的片面性,而吸取了两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他主张富民,但不抛弃富国的目标。他始终把富国和富民联系在一起。儒家所鄙弃的富国强兵思想,在荀况的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荀况强调富国,但又认为必须把富民放在首位。他摈弃了法家鼓吹的民贫国富的主张,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比孔丘的“百姓足,君     

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对儒家的批判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约公元前三一三--前二三八年),战国晚期赵国人。他一生主要活动于齐、楚二国,曾在楚国任多年地方官吏,并在那里培养了韩非、李斯两大弟子。他留下的著作收在后人整理过的《荀子》一书中。荀子是战国晚期从儒家分化出来并对儒家发动批判斗争的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同儒家的斗争,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制度的斗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反映。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尊孔反法思想的影响,这场斗争的本质常被歪曲与颠倒。有的以儒家卫道士自居,把荀子斥为“异端”而大肆诋毁;有的把荀子思想说成是儒家的继承与发展,抹煞儒、法两家的阶级界限。今天,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弄清那一家是主张革新,反对复辟的,那一家是反对变革,搞复辟倒退的,对于批判林彪及其死党的滔天罪行,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是很有意义的。     

略谈李贄尊法反儒的战斗精神

我国历史上法家跟儒家的斗争,以及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历来是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到了北宋以后,表现为理学(也称道学)与反理学的斗争。李贽就是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鲁迅说过:儒家对言论机关的垄断,“自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明朝的进步思想家李贽敢于在言论机关被‘业儒’垄断的情况下,独树一帜,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反动理学,同时敢于赞扬秦始皇及法家学派,这说明他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李贽在反儒和尊法两个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他前辈的进步思想家。结台批林批孔,研究李贽的思想对于我们汲取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认清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很有帮助。     

李贽对文学复古派的批判

李贽(公元1527——1602年)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他以“头可断”“身不可辱”的大无畏精神,同官僚大地主阶级尊孔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提倡社会变革,赞扬法家思想,怒斥孔孟之道。在文学领域中,他更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千古相传的儒家的文学主张,对儒家复古主义的逆流予以迎头痛击,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增添了光辉的篇章。李贽所处的明朝末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于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当时,     

儒家的外衣 法家的实质——评荀况的“隆礼”

荀况是先秦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强调“隆礼”,是荀况法家思想的突出特点。历代尊儒反法派歪曲荀况为儒家,妄图抹煞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无不抓住荀况思想的“隆礼”特点。包括荀况弟子在内的历代法家,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透过“隆礼”的形式认清荀况的法家本质,也认为他是儒家。党内一些机会主义路     

商鞅军事言论选译

[说明]商鞅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顺应历史的潮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同儒家复古倒退路线的斗争中,提出并推行了一条革新进步的法家路线。在军事上,他反对奴隶主诸侯割据的非正义战争,主张“以战去战”,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战争统一中国,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消灭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为此,提出了一条“以法治军”lk的军事路线,主张以法为治军之本,反对儒家“以礼治军”和虚伪的仁义道德的反动说教,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法治思想来统一军队的思想,规定严明的赏罚制度和严格的军事纪律,实行“兵农合一”的“耕战”政策,等等。商鞅的这条“以法治     

先秦儒法两家重农思想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就农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重农思想。在重农的目的上,儒家主张裕民兴教,法家推崇农战强国;在重农手段上,儒家主张采用引导劝教的方法,法家推崇法术权利的运用;在对士农关系的认识上,儒家主张士不用稼,法家则推崇粟爵粟任,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两家思想各有差异,对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启迪。     

三条史料 四种手法——梁效伪造历史一例

“四人邦”利用历史反党,“邦义”连篇累牍,而《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这株毒草,确实“有着自己的特点”。梁效宣布:三国法家“人材辈出”,儒法斗争“波澜壮阔”,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人都是“法家人物”,遂使三国成为“一个法家路线胜利的历史时期”。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这里剖析此文所引三条史料,便可窥知“四人邦”包藏祸心,手段卑鄙。梁效写道: “曹操、诸葛亮等人在同儒家反动路线的反复斗争中,从各方面推行了法家路线。在思想上,他们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儒家的天命论,使法家思想广泛传播,     

少正卯倡导革新 孔老二克己复礼

少正卯和孔老二的斗争,是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革新路线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守旧倒退路线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揭开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长期斗争的序幕。少正卯(?——公元前489午)是鲁国的大夫。他通“古今之变”,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是一位杰出的法家先驱者。少正卯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孔老二“克已复礼”的反动政治主张,热情地倡导革新思想。他为了推翻     

先秦儒法忠孝观比较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都不反对忠孝道德,但是二者在忠孝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体现在人性认同上。儒家以人性善为其忠孝观的理论基础,法家的忠孝观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在忠与孝的关系上,儒家认为忠孝合一,法家认为忠孝相互矛盾;儒家持相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臣、父子的权利与义务,法家持绝对主义伦理观,强调君、父的绝对权威;在忠孝道德的实现方式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法家提倡法律强制。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反潮流的战斗篇章——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王安石发扬了前辈法家反潮流的精神。他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宋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北宋中叶儒法斗争的本质问题。王安石指出:“窃以为与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常常意见不合,这并非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各自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可见,这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大论争,是变法与反变法、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摆脱北宋王     

论贾谊和“削藩”

贾谊(公元前二○○——前一六八年)是西汉初期的一位青年法家,他是著名的政论家,又是有名的文学家,在西汉初期儒法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贾谊二十余岁,就被汉文帝刘恒选拔到朝廷当博士和太中大夫,参与了中央政权的政治活动,为汉文帝实行法家路线出谋划策。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复辟,为巩固西汉初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贾谊的思想及其主张加以研究,给贾谊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分析总结贾谊积极参加的汉初“削藩”斗争的历史经验。     

论先秦儒法融通思想——以“转关人物”为中心

儒法思想之融通,在历史渊源上呈现为＂儒法同宗＂的命题。管仲的思想是其实质依据,后来稷下学宫的《管子》将其文本化。李悝、吴起师儒而任法,开＂儒家＂向＂法家＂转变之先河。＂杂家＂尸佼曾为商鞅之师,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杂以法家思想,亦体现了儒法思想的融通。＂转关人物＂的思想不但从学术源流上印证了法家出于儒家的命题,且揭示了法家的＂政治家＂本质,蕴涵了对传统政治法律文化中人物思想矛盾性的解释。     

说“拗”——略谈王安石的反潮流精神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北高峰塔》)这是王安石唱出的豪放诗句。它反映出这位具有尊法反儒倾向的改革家乐观、昂扬、勇敢的反潮流精神。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法家。他主张革新,反对保守,主张前进,反对倒退。当顽固守旧的宋代大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并不断神化反动的孔孟之道,用以维护他们自己无餍的利欲和腐朽的统治秩序时,他揭起变法图新的旗帜,发动和领导了当时的变法运动.抑制兼并,裁抑豪强,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兼并的气焰。在思想领域中,他继承和     

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本文从屈原“美政”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思想关系入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屈原社会理想的性质、内容和意义,指出“美政”的主旨在于以先王盛世为蓝本,恢复领主贵族制度的秩序之“礼”。这种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而与法家则是基本对立的。文中还揭示了这一主旨与其社会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倡导廉洁政治、主张举贤授能的历史意义。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简论

通过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分析,认为他以儒家宗法为核心,兼融道家、法家的一些理论,提出了反"任刑"、坚持儒法一体、提倡"均富"、"教化"等变法思想和主张,并倡导要统一当时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起到了确定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一些基本原则的作用。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