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历史意识”与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2018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2018年的中国新诗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当前诗学研究中"批评"与"研究"的分治局面提供了参照,研究者们通过加入自觉的"历史意识",不同程度地建构出了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这体现在新诗史的书写与既定结论的反驳、新诗接受的研究、新诗研究概念的"历史性"建构以及诗人个案的"历史化"观察等层面。但"中性姿势"的建构本身仍存在着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历史意识"在此并非作为权威性的话语空间,其本身乃是一种能动性的思维方式,倘若一味地对其进行本质化的理解,那么诗学研究的"中性姿势"亦有可能沦为权力话语的"工具"。     

新诗诗体建设散想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以改良的方式重建新诗的常规诗体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

关于新诗诗体建设,"重建诗体"中"重建"二字并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新诗诗体建设不是古体诗的再现,也不是现有诗体推倒重来,目前尚提不出一个理想方案,不必在这方面去限制诗人,应在实践中自然形成或形不成.新诗应建立常规诗体,强化诗人的诗体意识及文体意识,通过改良方式来重建新诗.要重构一种历史诗学,据此讨论诗学文类内部现代化运动的复杂关系,重建"歌"与"诗"的关系建构.     

生产与生存: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及其解决──重读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女人》

在《第二性——女人》中,波伏瓦详细地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与原因。但是,男女不平等的终极根源在于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作用与地位不如男性,女性在个体生存能力上不如男性。而这两个“不如”是在一定历史发展时期、一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中,由男女两性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与潜能所决定的。因此,男女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平等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但既然这两个“不如”是历史形成的,它就不是永恒的。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论首要分子与主犯、组织犯之关系

中华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共同构建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的框架,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也造成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首要分子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传统理论,在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中的归属问题也有所混乱。首要分子与主犯之间是交叉关系、首要分子与组织犯之间也是交叉关系,而组织犯则存在于一切共同犯罪之中,都属于主犯。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谈钢琴与手风琴演奏方法的异同

钢琴和手风琴(键盘式)都属于键盘乐器,也是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学习的课程。研究两种乐器在演奏方法上的异同,有利于更好学习和掌握其演奏方法,使之为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服务。本文谈了两种乐器的共性和个性差异,供学者在学习上参考。     

真善美教育及其实施构想

真,确定事物的本质;善,规定事物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方向;美,表达事物存在的方式与状态。人的真、善、美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真善美教育的含义是:做事求真,做人求善,人生求美,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人进入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道教与唐五代仙道艳情词

仙道艳情词指受道教影响的艳情词作。在唐五代文人曲词和敦煌曲词中,有许多曲牌、词牌暗含仙道艳情本事,许多艳情词作通篇或有意象与道教相关,本文就此种文学现象的成因、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作了探讨,以期充分发掘其研究价值。     

谭平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谭平山通过参与创建和领导早期广东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和中国的国民革命事业作了重要贡献,并始终表现出一种爱国爱民、真诚合作的精神品质,值得缅怀.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