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义利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的本质内涵。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党践行其宗旨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实然,是党巩固其执政地位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使然,是党提高其执政能力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道义性应然,是党履行其执政责任的过程中协调义利关系的功利性必然。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基础。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的义利思想,影响着之后二千多年的义利之辩。企业作为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如何正确地处理企业经营中的义利关系,成为关乎企业和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辨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是最早探讨义利问题的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后来儒家“贵义贱利”思想的滥觞。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无一不源于孔子重义轻利思想。正因为这样,倒使得我们以往在研究和评价孔子义利思想的时候,模糊了它与程朱等人义利观的原则性区别,忽视了它里面的许多合理成份。     

义利之辩与科学发展

中国古代义利观经历了“义利相和”、“重义轻利”、“义利对立”的演变过程.“义利对立”是中国古代义利关系发展的一个误区.正确地处理义利关系,要回归“义利相和”的原始观念.“义利相和”与科学发展观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遵循“义利相和”原则,必须处理好效益与公平的关系、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     

中国传统义利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主流取向是重义轻利,但也存在义利并重、重利轻义的非主流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对当代中国大学生义利观的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困惑.在对当代大学生的义利观教育中,要积极汲取中国传统义利观思想中的精髓,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树立起社会主义义利观.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析孔子的义利观

<正> 孔子的义利观,即是孔子在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态度、原则。长期以来,学术界笼统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纳为“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认为孔子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卑视经济利益。其根据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史记·孔子世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问宪》)等有关论述。这是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片面理解。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后"对称说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后”不能指过去，因此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不对称的。其实，“后”可以指过去，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对称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前”“后”对称的语义基础，以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汉语方位名词上/下的两种意象图式

认知语言学非常重视对空间方位词的研究。蓝纯总结出六种关于上／下的路径图式,它们分别是动态上／下,静态上／下和静态接角上/下。本文通过语料分析,揭示上／下在表示某一相同意义时,可同时用两种不同意象图式来解释,即容纳图式和路径图式。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