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性异体”与“两性合体”：从女娲神话到伏羲女娲神话考论

女娲与伏羲是我国上古神话内容体系中的重要人物,且二者经常相伴出现,粘合度甚高。女娲伏羲神话的形成演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及内在规律,即女娲神话最初以“单性异体”的形貌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创世始祖神;后与社会发展形态适应,出现伏羲女娲相结合的“两性合体”神话,女娲成为伏羲的配偶神;随着男性权力的日益巩固,伏羲成为文明时代的先祖,演变为“三皇”之首,地位不断升高。女娲神话与伏羲神话的发展脉络彼此交错,既自为一体又相互结合。梳理其演变轨迹,分析二神神话不同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内涵,有助于探索中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意蕴及其民族文化精神。     

“绝地天通”的文化意义

“绝地天通”见于先秦多种文献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绝地天通”,已经有诸多解释。其中“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不杂”,实际上是讲两种社会状态的对立,但绝非先有“民神不杂”的“绝地天通”,而后才有“家为巫史”的天地不通。而其中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因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对天文地宜认识的飞跃,特别是天文历法的进步,才是绝地天通的根本原因。而绝地天通,则是伏羲画八卦仰观俯察的文化前提。     

伏羲图腾的文化史意义

在中国原始文化史上，“伏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符号。他不仅仅是一位上古帝王，也不仅仅是一个神话人物。他的传说不仅在一个地区流传，也不仅在一个时代流传。如果将古籍记载、民族学材料、考古学材料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伏羲”在时间跨度上纵贯了采集狩猎经济到...     

先秦的“太一神”及其哲学化发展

"太一神"属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本原性神话。本原性神话描述占有最高地位的神灵,在神话谱系中属于至上存在。其是先民以形象的方式解释宇宙万物的产物,为人类前理性时代最后一个阶段的认识,可见形而上思想的萌芽。先秦的思想概念,诸多从神话和巫文化中发展而来,带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因此与西方哲学的范式要求有异。从"太一神"到"太一"思想、再到"道"概念的演变,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特征。     

《国语》中的神与民——政治哲学视阈下的春秋宗教信仰

《国语》一书存在着一种神民并举的现象,即凡出现神处,往往会有民与之合称,我们可将其称之为一种独特的神民叙述。这种神民叙述无疑透彻着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而隐身于《国语》书后的君主形象,又赋予了这种神民叙述一种独特的政治语境。当然,神民叙述本身存在的保民逻辑也使其成为先秦时期治世的一种政治哲学。由此,在这种政治哲学视阈观照下,春秋时期的宗教信仰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镜像。     

伏羲女娲、楚帛书与南方民族洪水神话

女娲、伏羲神话是中国神话史上流传最长、演变最多的神话,较早时期各自独立叙述,女娲神话在北方地区广泛流传,显示出一种农耕民族"地母"和女性始祖神的特质.伏羲神话的流传地区似乎与女娲神话流传地区相近;以后,逐渐靠拢.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他们互相联系的最早文本是出土于南方的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乙篇,这就似乎为这样一种假说提供了证据,即伏羲、女娲相互联系起来以至与洪水兄妹婚神话三者联系起来可能是在南方完成的.于是,女娲在作为女性氏族首领、地母、造人神、高禖神等等之后,与伏羲连称并列,更明显地突出了其生育崇拜的意味,与伏羲一道成为整个人类女性和男性始祖神,以至阴和阳的象征(在北方地区).当其随着民族的迁徙流传到南方以后,与南方各民族的洪水神话结合起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神话中藏葫芦避洪水繁衍人类的姐弟或兄妹.     

神话：“幻想”与“谜语”

根据“上古图文”与“传世文献”之二重证据体系研究发现：中国上古神话并非古人“幻想”之产物，而是先民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上古“飞碟时代”之描述。先民没有与“飞碟时代”对应的“科技观念”和“科技语言”，他们以其“自然观念”和“自然语言”对之所作出的理解和描述，就形成了以比喻、形似、隐喻、暗示等“谜语”形式说出的上古“神话史”。所以“飞碟观念”正是破解中国上古“神话—谜语”的金钥匙。     

清至民国时期的东北民神

民神信仰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在其民神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与全国民神共同的特点,也有自身的地城特征.     

民“本”说的思想境界

中国古代的民“本”说以君主制为思想的逻辑前提,或者从实用理性出发阐述民之于君主政治的工具价值,或者用“为天地立心”的神本思维来演绎对民的态度。不管是哪一种思维方式的展开,内容驳杂的民“本”说大致分属于重民、因民、子民三种境界。重民思想是基本上应该抛弃的糟粕,因民和子民思想尽管还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无法从中锻炼出民主的思想来。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不能由民本思想来支撑。     

中国文化进程的主体省察

从文化主体的视角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进行探讨 ,提出中国文化进程中相继出现并成为主角的文化主体有神、圣、士、民四种类型 ,进而从知识、价值和思维三个层面考察了各文化主体时代的文化特点和演进历程。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文化霸权下的认同与错位——试论"皇民文学"表现形态之差异及本质蕴意

“皇民文学”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已成定论,但对“皇民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学者,甚至出现美化“皇民文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皇民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具体作品,作出一番梳理。从文化阐释角度来看,“皇民文学”表现出了在异族文化侵略下的民族认同与错位,体现出一种反文化特质。     

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

华夏之名应该源于华胥国和夏朝,而华胥是伏羲故国。结合古籍文献和考古学的结果,可以初步确定伏羲是约公元前4478年的华胥国的首领,伏羲诞生前后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年至前2700年,地域主要为黄河中上游地区。中华文明源于伏羲及其故土——华胥国,由此应该重写中华上古史。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周初的殷代遗民

探讨文献和古文字材料中所见的殷代遗民的身份 ,可以看出西周初年被周人迁往洛邑的所谓“殷遗”、“殷顽民”等 ,其实都是殷代的贵族 ,其中大多数还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贵族     

论先秦令书

先秦令书是先秦统治阶层发号施令时使用的一种公文书。有的先秦令书是由统治者直接下发的,而有的则是统治者以天、帝的名义发布,但无论何种形式下发的令书,如有违犯受到的惩罚都是相同的。殷商甲骨卜辞所载的令书为目前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令书实物。"令"与"命"是先秦令书的代字,不过令字的使用早于命字,而且,令字起初在殷商时只用于命令之意,至西周时才开始利用令书进行赏赐和册封。秦统一后改命为制、令为诏,先秦令书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论晚清贵州佛教的衰落

贵州佛教经过明末清初的鼎盛发展之后,至晚清乃呈衰落之势。考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是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从客观上看,则与“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有直接关系,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而一蹶不振。     

少阳院与唐中后期太子权力之迁移

唐中后期,太子不居住在东宫,而随皇帝居住在大明宫里的少阳院。大明宫前后建置了东西两处少阳院,由于两少阳院分剐与翰林院、左右神策军等权力机构相近,两处少阳院位置的差异,不仅可以折射出大明宫内政治格局的状况,而且影响到太子权力于宪穆之际发生的重要转折。少阳院位置的迁移,使太子远离内朝,以至于内朝翰林受控于宦官,宦官掌握草诏等权力之后,废立随意而为,间接造成了太子权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