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强互惠行为视角下的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

考虑到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我国农户日益"原子化"的现状,完全依靠外部直接监督合作社农户生产行为的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农户"搭便车"行为容易陷入合作社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低效率。论文在"行动者/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尝试将强互惠理论拓展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治理中,探讨通过强化强互惠行为来重塑合作社结构的可能性,从而实现合作社农产品质量供给的高效率;最后的数值仿真表明强互惠行为的存在确实能有效提高合作社的农产品质量。     

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的构建

农民合作社具有与生俱来的益贫性,发展合作社是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我国农民合作社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健全规范阶段,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对贫困农户相关权益排斥性问题突出。构建农民合作社扶贫机制,需要在有效克服农民合作社组织机制、扶贫机制和产业扶贫机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从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贫困农户互助机制、合作社间合作机制、政策构建等方面进行创新。     

权能共享: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搭便车”行为治理

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品牌建设所需要的规模化生产和标准化管理客观上要求农户采取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建设。在自主经营条件下,农户在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这可能导致品牌声誉的破坏和品牌合作的失败。有效治理“搭便车”行为是成功建设绿色农产品品牌的基础。基于对Y专业合作社“搭便车”行为治理实践的调研,提出了合作社与农户间“权能共享”的合作模式。权能共享模式通过构建事前预防的利益联结机制、事中监督的信息沟通机制、事后奖惩的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了绿色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搭便车”行为。进一步完善权能共享模式,需要规范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强化合作社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督和违约惩戒机制,促进权能共享机制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的实践路径:供销支持与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的瓶颈是缺乏服务。近几年供销合作社在深化综合改革过程中,以农业生产托管、线上线下流通服务、金融服务、集成式综合服务等创新服务有效提升了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成为引领农民合作社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供销支持合作社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法律定位缺失、利益协调困难及合作社治理等问题使得合作社质量提升遭遇掣肘。为进一步提升供销社对农民合作社的服务水平,建议尽快出台《供销合作社条例》,明确供销社合作经济组织地位及职能;理顺供销社与政府部门关系,实现分工协作;继续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完善基层社组织建设的同时着力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农民合作社发展：社会资本与合作参与——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

农民合作社是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主体作用的有效载体,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依然还存在一些乱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江西省3家不同组建模式的合作社深入调研,分别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制度规范3个社会资本因素的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的样态特征及其对合作行为和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是合作社汲取和传播信息资源的关键渠道;信任是合作行为产生和持续的基础;制度规范是引导和约束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保障。因此,要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发展中的影响机制,进一步拓宽社会关系网络,健全制度规范,提高信任水平以促进农民全过程全要素参与合作、助推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差与失效,如民主决策机制难以贯彻,“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能人”决策代替民主决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这种状况危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导致专业合作社的核心目标难以实现。治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相关制度与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特别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是造成了合作社治理的失效主要原因。在完善治理机制策略上．要构建“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相协调的运行机制,在不忽视社会激励作用的前提下．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者的报酬激励,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专业合作社内部应建立审计制度．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在外部应强化政府的监督指导力度和社会审计监督。     

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以内生交易费用的视角考察现阶段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发现股权集体股的设置导致部分资产产权不清晰,股权封闭和政经不分带来合作社的内部监督失效和激励机制不足,从而引起村干部管理者寻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市通过集体股确权到户和股权固化,实施合作社“代理记账”,建立村集体财务监管平台和资产交易平台,实现“政经分离”及开放治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晰了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建立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减少合作社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合作社治理的内生交易费用。苏州经验表明,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的恰当发挥是改革的成功前提,同时也要尊重合作社治理的内生动力;通过赋予农民清晰完整的股权,建立顺畅的股权流转体系,有利于合作社内部治理体制的完善;合作社管理者的行为规范还有赖于政府实施的外部监督机制。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引入内外部监督机制

本文以2010-2014年度沪深两市A股国有企业为样本数据,研究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将作为内部监督机制的内部控制以及国家层面的外部监督机制反腐治理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监督机制下,政治晋升预期与非效率投资分别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政治晋升预期能有效抑制高管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内控控制质量较低时,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比反腐风暴前后的回归结果,亦发现反腐风暴后,高管政治晋升预期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加强.此结论对国企建立显性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多方面激励机制以及完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具有一定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效及存在问题研究

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支农力度、法人治理、金融监管及立法等方面仍存在严重不足,大大阻碍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只有加大支农投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监管、健全法制,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     

合作社效率评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合作社效率内涵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可理解为合作社的投入产出效率,属于其内部效率|另一方面指合作社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度,可视为其外部效率。合作社对投入产出效率的追求具有现实合理性。相同的目标函数是衡量合作社效率的前提条件。规模影响合作社效率,理论上存在最优规模|内部治理因素对合作社效率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社员结构及素质、经理(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是关键|制度环境、资源环境和市场环境等外部环境通过作用于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要素,影响合作社的资源配置与利用,进而影响合作社效率。从政策层面来看,向社员(包括经理)投资是提高合作社效率的关键。此外,有必要考虑外部环境的作用。     

西部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甘肃省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

甘肃省农村贫困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微型金融的快速发展,其中特别是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较快,但由于制度规范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资金互助社的长远发展。本文根据甘肃省贫困地区资金互助社的发展现状,深入分析了甘肃省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法律政策、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监管、不断创新等对策建议。     

日本农协“生产履历记账运动”及其启示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通过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以实施沿供应链的纵向监控,但收效甚微。而邻国日本通过在农协内部开展"生产履历记账运动",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全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体系,对降低食品安全风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日本农协"生产履历记账运动"的自组建起步阶段至提升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和包括详细记账、贴码追踪以及内外核查与惩戒在内的现行做法。最后针对性地提出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程度和加强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中的有益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困境与法律思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5年以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全面深入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该法必然遭遇到一些法律困境.合作社成员的来去自由的准入制度及合作社设立标准的不统一问题影响了合作社的稳定性,同时合作社成员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既违背合作社设立的初衷,也直接导致合作社治理机制的缺憾以及特定成员的法律责任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严格成员准入制度以及统一设立标准的基础上,平衡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健全包括监督机构在内的合作社治理机制,再对特定成员加诸特别义务,以期对合作社面临的法律困境有所帮助.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的烤烟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

利用陕西省安康、商洛和宝鸡3市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烤烟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分为“外部委托代理人型”与“内部委托代理人型”两种类型。“外部委托代理人型”烤烟专业合作社在社员人数、理事会核心成员构成比例、股权集中程度及监督力度等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吸纳了更多的农户入社、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户在股权分配、民主决策参与及合作社监督等方面的权利。这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完善,有利于显著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农户整体烟叶生产水平。因此,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