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惯习”“资本”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

文章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和"资本"概念,通过分析惯习和资本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具体应用,尽可能地囊括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中涉及的不同因素和主体,主要论述译者葛浩文的惯习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中的体现,以及不同资本的表现形式,并通过亚马逊读者评论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的接受情况,以期丰富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的葛译《生死疲劳》翻译策略与方法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为莫言在2012年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效助力。目前视《生死疲劳》为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的研究对象并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较罕见。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惯习、资本、场域”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深入阐释译者选取这些翻译策略及方法的原因和动机。研究发现,译者的动态惯习、葛浩文逐步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翻译场域整体态势都与《生死疲劳》翻译策略的选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林纾的“讹”谈起

在林纾的译作中出现了许多的“讹”,也引来了众多的批评。但是,这些“讹”经过分析后,大概可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类,都可归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代西方文论中的释义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派从各自的角度阐发了对文学翻译中叛逆性、创造性的观点,为“创造性叛逆”提供了理论视角。“创造性叛逆”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创造性叛逆”与文学作品的第二次生命——基于《生死场》葛浩文译本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作离不开“创造性叛逆”。文章以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生死场》译作为例,通过对葛浩文在进行“创造性叛逆”翻译时采用的“异化归化”“增补明言与删减”“结构重组”“语气转换”等策略与方法的分析,说明“创造性叛逆”对于搞好文学翻译、赋予文学作品第二次生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与价值。     

葛译《生死疲劳》中的误译现象与中国文化译介策略

莫言的作品在海外的流行离不开葛浩文的英译。葛浩文是莫言小说唯一的英译者,他的译本提升了莫言在海外的文学声望和文学地位。然而笔者在仔细阅读葛浩文的译本之后,发现确有一些翻译不恰当之处。现以《生死疲劳》葛氏译本为例,分析葛浩文在英译莫言小说时所出现的误译现象,探究其误译根源,也为翻译界敲响警钟,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译介策略。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文化负载词跨文化重构研究

《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是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杰出代表.译者对原作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生态文化负载词的出神传递是译作在海外市场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实例,指出译者可通过借用法、直译法、注释法、释义法和增译法等翻译补偿和变通手段,在目标语语境中重构源语文化意象,使译作更好地贴近目标语读者,推动译作的海外有效传播.     

从翻译主体角度谈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章指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进而通过对英汉诗歌翻译个案的分析,从翻译主体角度探讨和阐释了诗歌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读者的创造性叛逆等若干问题,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是创造还是叛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模糊。从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入手,尝试厘定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应在翻译这样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全面的分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从《红楼梦》霍克斯译本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分析《红楼梦》霍克斯译本中的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译者的有意识型叛逆和译者的个人喜好、翻译原则、诗学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恰当的叛逆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无意识型叛逆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读,应当尽力避免。     

“忠”、“信”的旧论和新说

对于"信"和"忠实"的讨论自翻译活动存在就一直在进行,随着翻译实践的扩展以及理论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回顾了翻译史上对"信"和"忠实"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学人对此更为辨证的思考,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几个能动要素,对"忠实"和"叛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