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的继承与扬弃

《释氏六帖》是后周齐州开元寺高僧义楚编纂的一部仿效白居易《白氏六帖》体例的佛经类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佛学类书。文章从《释氏六帖》与《白氏六帖》的渊源关系入手,具体论证了《释氏六帖》对《白氏六帖》体例既有继承又有扬弃的观点。     

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

现存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所留下的12条跋语是考察慧萼东传70卷《白氏文集》的珍贵资料,从中可了解《白氏文集》东渐日本的具体过程。从对慧萼生平的考证可发现其东传《白氏文集》还与禅宗首传日本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在日本,《白氏文集》不仅是一部被顶礼膜拜的文学别集,更是一部引导大众走向净土的重要佛教经典。白居易本人也被尊为文殊菩萨而被慧萼供奉于普陀洛迦山不肯去观音院,并对日本平安和镰仓时代文人的佛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基石的核心理由之一。     

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

与追求真实、非社会一样,以悲为美,歌唱悲美也是日本文学的三大传统之一。它的形成与白氏诗文尤其白氏《长恨歌》关系密切,而白氏《长恨歌》同时还是联结郁达夫文学与日本文学的重要桥梁。     

试论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

唐代咏史赋的源流与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一　为咏史赋在赋史上的渊源;另一为咏史赋与魏晋史论的渊源关系。咏史赋在形式与创作手法　上是对汉赋的继承,而咏史赋在题材上是史论的延伸。综合这两个方面,唐代咏史赋这一特　殊的文学样式实际上有两个源流;而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形式上,即唐代律赋的价值。     

魏晋赋泛论

赋作为一种文体,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代.当五言诗在汉末成长起来的时候,魏晋的赋仍然十分流行.曹植兄弟、建安七子以及两晋的诗人,都写了不少的赋作.建安诗人分题赋篇,左思赋三都而洛阳为之纸贵.然而,在旧的文学价值观念的衡量之下,“劝百而讽一”的赋是被贬斥的.历代诗词文的评论著作汗牛充栋,而有关论赋的专著,却仅元人祝尧的《古赋辨体》、清人李调元的《赋话》等几种部头很小的东西,近几十年对于一代文学正宗的汉赋的研究也是不够的,对魏晋以下一个时代的赋体文学的研究就更不多见了.本文即想在这方面做点粗浅的探索,愿专家指正.     

文本·文心·文论：《隋唐五代辞赋研究》的论域与方法

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体,刘伟生的《隋唐五代辞赋研究》即从题材、结构、话语等诸多维度对赋体文本展开论证,并对整个赋体体式的多元与多变做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阐释。文学是心物交融的结果,文心关联着作者,该著善于探究赋家身份意识与创作心理,及其与赋作情志间的关联。隋唐五代赋学专论不甚发达,但该著善于发现与解读刘知几《史通》、李峤《楚望赋》及序等史书史论、赋序赋作中的赋论。该著能借古今中外各种批评方法,对赋作题材、赋体特性、赋家身份、赋论价值等作深入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赋体评议

有的学者根据赋的作用劝百讽一与赋家地位类似俳优而立论，以为古往今来赋体向来受人鄙薄。本文力辟此说，以为在我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赋最受到人们重视，并且分从作赋需大才，文会、投献最能显示水平，总集、别集首列赋体等方面展开论证。对赌家身分的变化则作了历史的考察，以为汉人视作俳优的作家，大都是些咏物赋的作者，京殿苑猎大赋兴起后，因有体国经野的作用，赋家的身份已起变化。文章强调赋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特点的文体，内部蕴藏着适应形势的各种灵活机制。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

本文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并论述其在文人拟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新意义，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从魏晋拟篇法到齐梁赋题法的成立；二、赋题法产生的直接机缘：沈约等人的赋曲名之作；三、赋题法与南朝诗赋创作重题、咏物之风的关系；四、赋题法与齐梁迄唐边塞诗创作的关系。     

汉赋分类新探

在前人对汉赋体裁分类的基础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对汉赋体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前人的不足。根据赋体各自的特点,从共时性角度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汉赋体裁的样式,似应为骚体赋、散体赋、诗体赋、骈体赋、杂体赋;就其规模而论,五类赋均有大赋、小赋之分;就其表现手法而论,五类赋大都有体物、叙事、抒情、议理等四类。从历时性角度分析,建议尝试采用“辞赋”、“古赋”、“俳赋”、“律赋”、“文赋”等名称。这样方能避免分类紊乱的现象。     

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李杜赋合论

唐人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诗赋为纯文学中心的传统,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仍占重要地位。本文从赋的创作思想、李杜在赋体创作上的各自定位、赋风与赋艺这样几个方面对李杜赋体创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讨论。李、杜以诗家而兼擅赋体,其赋学思想继承汉代而有所发展,主要是引诗学入赋学。赋体在李、杜的创作定位不同,李白在赋体创作中具有与其诗体创作相近的通过复古而全面突破赋史的宏伟计划,其赋体以讽喻、抒情为主,杜赋创作集中于中年,属于唐人献赋求仕的创作行为,其赋以雅颂为主。但李、杜赋都具有纯正的内容,都有丰富的政治主题。     

论潘岳抒情赋的艺术特色

潘岳赋现存二十四篇,其中半数已残。除《射雉赋》、《藉田赋》、《西征赋》三篇大赋体制的赋外,大致可以分二类。一为抒情赋,为《秋兴赋》、《寡妇赋》、《怀旧赋》、《哀永逝文》、《悼亡赋》、《闲居赋》等六篇;一为咏物赋,其中《萤火赋》颇为后世称道。《藉田赋》、《西征赋》也为六朝名作。在今天看来,潘岳赋中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抒情赋。     

《京兆试慎所好赋》作者考

《京兆试慎所好赋》作者《全唐文》题为刘知几.洪业从该赋在《文苑英华》的“失次”、“阙名”,赋自身的“气味”及刘知几参与府试的地点,试赋的题目、题型、“韵脚”七个方面对作者提出质疑.然从《文苑英华》的编选体例、刘知几的生活和求学经历、京兆府试的命题特点及作答文风等方面可证《全唐文》所题为实.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再论唐代律赋的体式标准

唐代律赋讲究四声八病,这正与永明之后的骈赋相同,说明律赋在声律方面以骈赋为标准,所以声律并不能代表唐代律赋的特质。相对而言,从产生、发展及时人的重视程度等方面来看,限韵却是律赋不同于骈赋的地方,所以律赋的根本特征是限韵。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