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的翻译

在西方哲学讨论中,being有动词、名词、动名词、组合词等等不同形式。这个词最主要的含义来自其动词,因此系词含义乃是它最主要的含义。being一词的系词含义在有上下文的情况是显然的或比较清楚的,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则不是那样清楚,但是该词不可能在前者有系词含义,而在后者就没有系词含义。因此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是翻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把这种翻译和理解贯彻始终。     

读不懂的矛盾律——与中译本《形而上学》商榷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矛盾律的表述中,核心概念乃是"是",而不是"存在"。矛盾律的正确表达应该是"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而不是"一事物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的相关论述中,"存在"这一术语的采用给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带来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究竟是"是"还是"存在",不仅涉及对矛盾律本身的理解,而且涉及对亚里士多德有关思想的理解,同样牵涉到对西方哲学中being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研究西方哲学,应该以"是",而不是以"存在"来翻译being,并且把这贯彻始终;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     

从“是”的英汉比较看中西哲学的差异

通过对英语"to be"与汉语"是"的比较研究,表明正是英语极为普遍地将"to be"当作"to exist"使用的这一语言事实,决定了西方哲学围绕着"to be"或"Being/being"盘旋的状态(ontology由此而来),而汉语中没有以"是"落尾(即其后什么也没有)且又以"是"表示存在的句子使用,所以从汉语中盘旋不出以"是"为本的哲学范畴来。"是"与"to be"的关系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词对词的翻译问题,而变成了中西方哲学互诠互释的一条通道,由此开启了一条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进路。此外,对照"to be"式的言语构造与汉语中的存在表达式,还提出了汉语中"存在性动词束"的概念。     

“是”与“存在”——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

本文是对西方哲学中的Be动词的一个重新考察。本文指出,对Be动词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对于无论汉语思维还是西方思维来说都成立的哲学的问题。本文首先针对西方哲学史中作为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提出者的巴门尼德的相关思想,结合它的重要的研究者基尔克、拉文、肖费尔德的研究,做了具体的文本分析,表明"是"和"存在"的用法对于巴门尼德是同时成立的。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指出,这个问题在根本上不是基于哲学家的个人理解和个人认识,而是基于我们的语言和实在、思维和对象的特殊关系,Be动词除了表达一种属于语言和思维的逻辑判断关系之外,还由此表达一种确定的对象存在的所指,从而,对于Be动词来说,"是"和"存在"都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因此对主张单一地从系词"是"的角度来理解Be动词的哲学内涵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     

哲学的希腊性:“是”与“存在”的合式发生

"存在"与"是"不是简单的择一而译的问题,而是哲学思想的双螺旋:一个是在原因中的求证,从中演绎出一整套的时空参照体系;一个是在原理中的求证,在不矛盾律的基础上,不断延伸真理的知识维度。无论是在原因中求证还是在原理中求证,是西方哲学的固有理路,是西方哲学追求真理的固有品格,忽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西方哲学,不可能理解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理解西方文明全球化深而且广的影响。     

西方哲学的Being中文只能从“是”去理解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西方哲学中的最高范畴Being的汉译和理解问题。传统译法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不同语言结构和哲学思路的差异。西文的Being即使作为哲学范畴也应从其动词意义直译为汉语中系词之“是”。中文的“有”和“存在”因不具有“是”的意义故不足以译Being。“是”的译法涉及到我们对整个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陈康、苗力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兼论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西方文化重视分析、重视逻辑 ,同时又重视经验的科学传统。陈康先生于 2 0世纪 40年代将西方对希腊哲学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介绍到国内 ,并以严格的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是公认的亚里士多德研究的专家 ,他所倡导的是一种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苗力田先生师承陈康先生 ,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 ,他所主编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出版 ,为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也是一种再创造活动 ,其和学术研究一样 ,也存在着方法论的问题 ,学术界应重视西方哲学研究方法和翻译方法的研究与讨论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既具有丰厚的思想基础,又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研究状况的时代论题,这一论题在"西学东渐"语境和思想基础之上,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仅看作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更将其看作是中华文化自觉地容纳西方哲学,并在对其不断地"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内化的过程。这一理解方式使西方哲学不再仅仅是"外来的"文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文化形态,这一理解方式将更有助于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翻译观及其启示

伽达默尔是现代阐释学理论的主要代表,其翻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这三个原则中。他的思想对翻译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思想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并就其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作初步探讨。     

现代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挥

国内哲学界紧跟西方哲学最新思潮的脚步已有许多年头了,应该说,这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拓展视野正面对待西方哲学的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当我们回头检视我们从西方哲学那里究竟学到了些什么的时候,也许会发现,除了"紧跟"以外,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我们埋头跟踪西方哲人的思想轨迹亦步亦趋,这种跟踪不需要自己动脑子,只需要有灵敏的嗅觉,我们渐渐从西方哲学中嗅出一股熟悉的味儿来了,并再一次用我们的思想远航证明了     

几类古汉语词类活用的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分析

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一种很普遍的语法现象,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我们阅读古籍,深入理解古汉语的语法特点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上讨论了名词活用为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等几类古汉语词类活用现象.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当代西方哲学界中的“哲学终结”论,把本世纪西方哲学理解为摆脱哲学危机而进行的各种努力;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危机的性质、缘由、主要问题和发展过程,并把这一过程分为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二战后至60年代的哲学投入社会和70年代以来的哲学与文化融合三个阶段。文章最后对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能否摆脱哲学危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得出西方哲学正处在转变的过渡时期的结论。     

“一‘是’到底”行不通——评王路教授的新著《读不懂的西方哲学》

本文对王路教授的新著《读不懂的西方哲学》进行了评价。文章指出:王路教授的新书坚持了他在"是"的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基本论点,在文本研究方面有新的增强,通过对所选的具体文本的分析,他把一般理论层面的讨论转化为具体语境中相关语词、语句、段落的解读,并以此基础,提出了对整个西方哲学的一种理解。但是本文认为,王路教授在这本新书中并没有实现他的预定目标,他的"一‘是’到底"的译名主张是无法做到的。     

论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以《瑞云》两英译本为例

"化境"一词是钱锺书先生提出的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我国的翻译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且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怎么样就达到了"化境",尺度是什么,怎么衡量,一直都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本文以《聊斋志异》中的经典故事《瑞云》两英译本为例,分别从选词、修辞、翻译方式三方面分析"化境"是否得到了体现。目的在于可以使我们中国的这一传统译论能在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论“是”与“存在”

在中文当中,"是"有多种涵义,其中包括表示"存在",但是作为系词的"是",乃是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是比其他涵义更为基础的涵义.在哲学讨论中,"是"与"存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可以表明西方哲学中"being"和"existence"的区别;而用"存在"则无法表明西方哲学中being的涵义,用"存在"与"实存"或"生存"也无法表明"being"和"existence"的区别.Being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反映了西方哲学乃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学科,它体现了对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根本方式的思考和探讨,与"爱智慧"乃是一致的.应该把being理解为"是",面不是"存在";应该联系"真"(truth)来理解它;应该结合西方哲学著作中的例子(比如"天空是蓝色的")和所谈论的"ways of being"(是之方式)来理解它;应该把这种理解贯彻始终.而不应该满足于中文字面上的习惯理解,不应该通过中文翻译而从字面上阻断这样理解的途径,从而割断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一脉相承的联系.     

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在1939年《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顾颉刚先生在他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学者中引发了一场争论,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明确表示不赞成,认为中国内部存在许多"民族"。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出现了对于56个民族是应当继续称为"民族"还是改称"族群"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废弃"中华民族"的提法。通过简略地回溯20世纪30年代末的这场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当前关于"民族"定义和是否保留"中华民族"提法的讨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忠”、“信”的旧论和新说

对于"信"和"忠实"的讨论自翻译活动存在就一直在进行,随着翻译实践的扩展以及理论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回顾了翻译史上对"信"和"忠实"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学人对此更为辨证的思考,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几个能动要素,对"忠实"和"叛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不+X”类双音节动词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共收录了72个"不+X"类双音节动词,文章认为这72个动词不符合汉语双音词判定的意义标准,并对它们的成词过程进行了简单描写,研究认为:只有"不讳"和"不行"可以作为双音词收录,其他70个"不+X"类双音节动词都应该剔除。吕叔湘先生提出的"假如‘X’没有反义词‘Y’,那么‘不X’就是‘X’的反义词"的观点违反了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规则,不能用来证明"不+X"类双音节成分是词。     

关于Being问题的几点思考

Being的问题可以分两步来思考,其一是,西方人如何理解西方人的Being?其二是,中国人如何翻译西方人的Being?笔者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演变就可以看作是Being的几种基本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领域之间的分分合合。在"分"的情况下,Being是可以翻译的,无论从古希腊语向近现代西方语言翻译,还是从西方语言向汉语翻译;但在"合"的情况下,这个词就是不可译的,其中的一个根本的困难是,系词"是"在汉语中尚不具备"to be"在西方语言中所具有的强大功能,后者不仅聚集起关乎"existence(实存)"的"存在论"、关乎"reality(实在)"的"知识论"和关乎"truth(真实)"的"逻辑学"三个领域,而且引发了超乎其上的对终极的、统一的形而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