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家族层面叙事写人的艺术

论《左传》家族层面叙事写人的艺术白显鹏（左传）是一部体制恢宏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所以有人甚至把它誉为“文学的权威”（朱自清《经典常谈·春秋三传》）。从古至今，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左传》的文...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左传》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左传》《左传》亦称为《春秋氏传》、《左氏传》。为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约２０万字，传春秋时鲁国史学家左丘明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是刘歆改编，近人则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传文起自鲁隐公元前（公元前７２２年）止于鲁悼公四年（...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略谈《左传》的语言艺术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中,《春秋左氏传》是一分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特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史学典籍,而且也是富有价值的文学著作。“左氏”的文学成就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誉。范宁说它“艳而富”,刘大櫆称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林纾则赞为“文章之圣”。这些称道,都是指“左氏”的文学特色而言的。《左传》的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富有文学修养的语言大师。他凭着非凡的艺术才能,驾驭着浩繁的文史资料,在严格尊重史实的原则下,不仅描写历史人物的表现手法十分     

《春秋左氏传》引《诗》考略

解释《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在叙述、议论、阐述事理、论证与论辩的过程中,引证了许多《诗》中的句了。有的是直录原诗;有的则是取其头续其尾;有的则颠倒了《诗》句的次序,更换《诗》的字词。了解,研究《左传》引《诗》情况,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左传》思想与《诗》的社会影响与价值是有所裨益的。在中国诸古典文献中,没有一部著作象《左传》引《诗》如此之多。引证《诗》中句子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论《左传》的外交辞令

《春秋左氏》,堪称“三传”之“雄霸”,“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它被奉为儒家经典,沾溉后人,流惠深远。它亦史亦文,反映了春秋时期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与《战国策》一起成为先秦史家之文的两座高峰。而《左传》的外交辞令尤其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它不仅表现出春秋外交人员的精神风貌,而且语言美妙传神,为《左传》增益光彩。探究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对《左传》的全面研究。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试论《左传》的叙事特色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中,《左传》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历来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记》並称,尊为历史散文之祖。刘熙载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②在《左传》多方面的成就中,叙事之工是它的主要特色。人们备极赞赏,为之倾倒。“左氏之叙事也……跌岩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左传》的军事文学价值

《左传》是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它遵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描写了春秋时期的各次战争,取得了各有特色、无一雷同的艺术效果。《左传》中的军事文学,虽然创作于两千多年前,却仍然对我们当前的军事文学创作具有参考价值。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