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义理研究

蔡沈<洪范皇极内外篇>以理学思想阐述了数的理论意义及价值,建立起了一套以九九之数解释宇宙万物的模式,开出演范一派,是宋代象数学的一大发展.<洪范皇极内外篇>是理学对方术的渗透,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相互构建.     

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及其在汉宋的诠释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它包含六个思想要点:(1)"洪范九畴"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性质上与周初的"革命说"差别巨大;(2)"数"乃哲学观念,其中数序"初一""次五""次九"在含义上与起始畴、中心畴和目的畴相对应;(3)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在"皇极"畴以外的其余八畴中都有所表现;(4)君王应当建立"中道",并以此施用政治权力;(5)王者具有圣性,其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所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6)从政治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系统。汉代的《洪范》学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大力阐发了五行灾异学说,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刘歆的相关解释最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宋代的《尚书》学以王安石和朱熹为代表。王氏极其重视"五行"畴,以为九畴的核心。朱熹则最重"皇极"畴,它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至极至尽的准则"之义,由此批评了"大中"的训解。     

《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中的北宋汴洛方音

本文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入手，详细分析了《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中反映的北宋汴洛方音现象，共有三类十二种，指出与同时期的其他韵图相比，《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时期汴洛地区的实际语音，在宋音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皇极意识与唯圣思维

皇极意识的至上性和先验性源于宗教神学 ,是唯圣思维的认识基础。皇极意识包含臣民意识和民本意识两个层面 ,因“德”、“孝”、“忠”等观念的楔入 ,它不但以其丰富的形态将外王引向内圣 ,而且还以“礼”规范着臣民的思想和行为 ,进而表现出崇圣的思想特征。唯圣思维的结构由造圣和畏圣组成 ,在上帝失去其权威性和说服力的时候 ,造圣的结果是使社会群体丧失主体意识 ,把思维能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约束在圣人观的控制之下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朱熹诗经学思想矛盾性探析

朱熹诗经学思想多有矛盾之处:一是对《诗序》的态度,尽管朱熹多次提到《诗序》不可取,但在具体解诗时多从《序》说;二是面对华夷之辨时,朱熹对王室正统的价值评判背离了其一贯坚持的道德至上原则;三是具体解诗时文学情感与义理道统之间的冲突.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宋代理学背景、朱熹多重身份及当时的政治现实等.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首先,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其次,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蔡元定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继承与阐释

蔡元定基于邵雍先天易学既有象数模式与图式展开的诠释, 重在正面理解与阐释。 他作 《皇极 经世指要》, 指出邵雍先天易学源于 “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 并以 “六十四卦方数图” 阐释该图中的先天 学, 以 “经世衍易图” “经世天地四象图” 阐释先天学之太极观念, 又以 “经世一元消长之数图” 与 “经世 四象体用之数图” 概括先天学。 他的阐释与朱熹对邵雍先天易学的疏解、 发挥有明显的不同。 他的见解推动 了先天易学在学术史上的流传, 同时也驳正了后人对先天易学的诸种曲解与误读。     

真理问题上的“客观”与“主观”辨析

客观真理论与相关哲学原理相冲突,不能合理地说明意识论、真理论与谬误论之间的关系,造成哲学体系内在的矛盾。真理问题具有厚重的人学意蕴和坚实的人性根据,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属人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真理,人的本质怎样,真理的本质就怎样,真理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民之父母》"(言午又)"字释读辨析

关于上博(二)《民之父母》9简“”字的释读,学术界颇有分歧,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如字,或释为“许”字繁文而读为“语”,或释为“诗”字异构,或释为“辩”字异体,或疑为“语”字异体。文章辨析各家之说,断以己意,在较为详细的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当为“语”之异体字的结论。     

浅谈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

禅宗思想主张修习禅定,其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其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本文主要通过对枯山水庭园的重要景观构成元素砂、石景观及其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来阐述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     

略述儒学之"体"与"用"

孔门训勉学者,为学固须博学、慎思.究明学术之"体"外,尤当体现其"成德达材"之"用",进而,发挥其"经世济民"之功.是以,宋初胡安定先生倡"明体达用"之说.明末李二曲先生承胡氏之意,而谓:"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儒学不仅体大而思精,本末分明.其"务本尚德"之教化,旨在引领世人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之道,明白而可行.儒家大道,亦广为后世运用,发挥于政治、教育、艺文、工商管理等方面.儒学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与学术之主流核心,亦成为历史最悠久、影响层面最为广阔之学术思想.且直接影响于周边诸多国家,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更随华人之侨徙,而远播于世界各地.故而除论析儒学之"体"与"用"之大端,呼吁儒学同好,为学除当究明其"体"外,尤须体现、恢宏儒学之大"用",以成就"经世济民"之功.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以人为本”的“人”之含义研究述评

自科学发展观之"以人为本"提出以来,国内学界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其中,针对"以人为本"的"人"之含义问题,学界形成了"类存在意义上的人"、"人权意义上的人"和"无产阶级执政理念上的人民"这样三种有代表性的论点。细品之下,每一种观点都有着可以磋商之处,抛砖引玉,略加述评,以求教于学人。     

"兴"意综述--从"兴"的本义谈起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文学的表现手法、创作风格、思想内涵、社会功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体来讲,它主要有以下六种涵义:(一)有所承举日兴;(二)托事于物曰兴;(三)取义曰兴;(四)触物起情,节取托意曰兴;(五)文已尽而意有余曰兴;(六)言之有物曰兴。     

"从后思索法"视野内的"发展"检思

"从后思索法"对一般性、普遍性的诉求表明,"进步"、"发展"是一种精英信念的普遍化.它在时、空两个向度上,严格说都需要重思,因其意味着把历史连续化和同质化,意味着普遍发展对特殊文化、变迁的拒斥和漠视,意味着把"猴子"都视为有待和必然变成的"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以今释古"、客观目的主义和弱发展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