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的“终结意识”

运用宏观审视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 2 0世纪西方哲学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揭示了 2 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条逻辑线索 ,“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到“现代性的终结”表明了西方哲学文化的危机 ,预言文化哲学是 2 1世纪哲学的新范式     

西方哲学的Being中文只能从“是”去理解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人理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西方哲学中的最高范畴Being的汉译和理解问题。传统译法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不同语言结构和哲学思路的差异。西文的Being即使作为哲学范畴也应从其动词意义直译为汉语中系词之“是”。中文的“有”和“存在”因不具有“是”的意义故不足以译Being。“是”的译法涉及到我们对整个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论“哲学应用研究”

在哲学改革的呼声中,哲学应用的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的研究部门召开了应用哲学讨论会,有的地方成立了应用哲学研究会,不少刊物发表了研究哲学应用的文章。然而,对“哲学应用”的含义问题,人们仍然见解不一。有的人认为哲学应用就是指导实践,有人认为是建立应用哲学的学科。笔者认为,哲学应用的实质在于“哲学应用研究”。本文拟就此观点作概要论述。 对哲学应用的回顾 现在,哲学应用是作为一个新问题提出来的。其实,这却是一个老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是强调哲学应用的。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同志说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也早为人们所熟知。重视哲学应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现代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简评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研究超验实体或本质的学问，曾经是西方哲学的主流。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出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一“反叛”，涉及到哲学的性质、哲学的对象以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做出客观的事实求是的评价，对树立正确的哲学观将提供有益启示。     

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结盟的趋势。这种结盟表现的形式是把哲学理解为“人文科学方法论”,通过社科研究以发现人和人类文化本源的存在样式以奠定新的本体论基础,吸收利用社科研究成果作为建立新哲学体系的思想资源,把哲学融入各人文学科中以消除其与人文社会科学差别和界限等。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对唯理智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传统的不满而产生的“治疗”与纠偏动机,转换思维方式以使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要求,消解形而上学的特权地位以重新确定与理解哲学在文化领域及各学科中的地位与形象的努力。现代西方哲学强调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盟的理论意义在于扩展了哲学视野,更新了哲学的表现形式与面貌,并对于现代我国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

现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以及现代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属于跨学科、跨专业的“大哲学”。“大哲学”是与“纯哲学”相对照的一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呈现出危机和发展的一盈一缩的现象,实际上是“纯哲学”与“大哲学”的交替。所谓的哲学危机是纯哲学危机和“大哲学”凸显的时期,而走出危机之后的哲学发展是“纯哲学”发展和“大哲学”淡出的时期。现在的哲学处在危机时期,现代中国的哲学应当自觉地发展“大哲学”,提倡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推进东西方比较哲学,使现代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朝着世界哲学的方向努力。     

“中庸之道”:蔡元培评价的关键

理论环境的优化,使“蔡元培研究热”得以持续深入,但“中庸之道”迄今仍是蔡氏评价中的一块暗斑。笔者以为不解决对作为蔡氏哲学方法论的“中庸之道”的评价问题,就难以对蔡元培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而长期以来强势话语对“中庸之道”的误读,除中国传统哲学缺乏明晰的概念系统所造成的原典精神的迷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乃是人们习惯将“中庸之道”与西方哲学中的“折衷主义”混为一谈。笔者力图在对蔡氏“中庸之道”作出哲学评价的同时,着力揭示其现实价值,意在揭示蔡氏“中庸之道”最本质的价值,在于为我们认识、把握和运用对立面同一性理论提供了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实质

李宗桂在《光明日报》2008年4月7日撰文指出，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

文章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主要内容“语言游戏”说的考察，把西方哲学中的意义问题带入到语言分析理论中进行研究，力图揭示出语言分析中所蕴含的伦理意义。分析哲学放弃了对知识和人生问题的浮夸奢求，却仍然启示一种生活方式。     

“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阐释--文化哲学的视角

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物”的问题与“物质文化”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即文化哲学问题。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作何不屑状,“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必须正视之、研究之。     

“知人”“爱智”“实践”——中、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差异与融通途径

"知人"、"爱智"分别体现了中西方哲学的不同特色,"知人"把人类生命的安顿作为反思的中心;"爱智"则把物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知识作为探索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哲学理念上的不同走向.以"实践"为建构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性的变革,完成了对其他一切哲学的超越.     

“以人为本”的三重语境及其科学发展观视域

作为科学发展观价值核心的“以人为本”。是中、西文化的传统精华,也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旨归,然而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差异造成了对以人为本的诠释上“人民,,拒斥“个人”、“人本”“物本”对立等观念误区,影响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认知。只有理解三重语境下的“以人为本”．才能明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视域及其实践价值。     

康德“图式”论的符号学分析

“图式”(Schema)理论是康德哲学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之一。本文拟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它进行分析,以此沟通起康德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我们须从康德范畴的语形学思想入手。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要建立起“概念使对象可能”的新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是依靠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起对象,赋予经验判断以普通必然性的。范畴对经验知识在形式上的这种建构性,在康德看来就好比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我们可以把经验看作是一种语言,它是根据范畴这种“先验语法”对自然现象加以拼写的结果。“假如我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欧洲中古“神学”的“天国”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古代希腊哲学施加了诸多影响,作为东方宗教的基督教也很快被“西化”,成为“西方－欧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欧洲哲学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使这个宗教更具有“理论”的“深度”,渐渐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力量。这一宗教的“教化人心”的力量在于把“信－信仰”放在“知识”之上,而由“哲学”之助,它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有“理论－理路”根据的,故而有“凝聚”为一种“力量”的可能性。     

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当代辩证法

当代西方哲学宣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这是否意味着向例作为其存在方式的辩证法,也随之进到了“后辩证法”时代?本文追寻西方传统哲学在本世纪被放弃的踪迹,指出以存在学派为急先锋的当代哲学革命,实质在于消解旧形而上学安身立命的主客体之分裂和对立,但也只是用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否弃、替代了科学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因此,辩证法在当代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合法的.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是真的”与“真”——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真”与“真理”在中文字面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文章强调要用“真”而不是用“真理”来理解西方哲学中的“truth”,一是因为它的字面意思主要是“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的东西;二是因为西方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所谈论的是同一个东西,而不是不同的东西,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理解和解释的不同。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最重要的少数几个核心问题之一,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少数几个核心概念之一,乃是“是真的”这种意义上的东西,而不是“真理”。这里实际上也存在着中西哲学的重大差异的问题。     

论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及其逻辑基础

本文从存在论范畴演绎的角度给出了关于中西哲学差异问题的一种解释模式。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其深层上表现为哲学存在论的差异。理解这一差异的契机在于把握作为存在论逻辑基础的时空范畴特性问题。由此出发，作者以中西哲学对经验和先验关系问题的不同取向为直接依据，以支撑这种取向的时空范畴的不同特征为逻辑基础，把中国哲学存在论称为“自然存在论”，把西方哲学存在论称为“本体存在论”，并以中西哲学历史演进过程中递嬗出现的六对十二个逻辑圆圈证明之。     

“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新”在何处,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它所实现的变革.可以说,“新唯物主义”就“新”在:它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象世界,引入了人的感性活动的社会历史展开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世界或者说社会存在,并赋予其本体的地位,实现了哲学本体论的变革;它抛弃了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范式,引入了生存论范式,实现了哲学探索范式的变革;它还具有改变世界的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