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吕祖谦《易说》的诠释特点

比较吕祖谦《易说》与程颐《易传》,分析《易说》的解《易》体例及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认为:吕祖谦从“势”“理”两个维度解《易》,视诸卦阴阳爻是循环转移的,他把《易》视为讲道德修养的书,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又以柔顺为“明德”,突破了程颐的解《易》思路。此外,《易说》还对君臣职分作了限定。《易说》较全面地体现了吕祖谦的易学思想。     

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研究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泛观广接”各家学问,融汇涵养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吕学”,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历来颇受重视、影响深远。本文对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吕祖谦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实用,学习与“主敬”、虚心、立志、笃信和恒心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他还提出了一套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在深思、讲习、学史和日用等方面都有其独到见解。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吕祖谦的史学思想

吕祖谦(1137年—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学者称东莱先生.他是南宋初期的一位著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重要史学家.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迄今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吕祖谦“邃于史事”,并留下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梁启超很欣赏他的史论;自寿彝先生也指出,吕祖谦的史学“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其史学思想略陈管见.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论吕祖谦心史哲学的基础结构及通天工夫

学界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颇有研究，但未曾详论人心在天道、历史之间的沟通作用，作者将吕祖谦哲学命名为“心史”哲学，聚焦心的面向，还原了吕祖谦哲学的“史-心-天”基础结构。历史是心的表呈和记录，心是人身所禀赋的天道，历史原是天道通过人心在时空中的直接表呈。但人心在现实中存在被遮蔽的风险，导致天道在实然的历史中或隐或显。为使实然的历史呈现其应然的面貌，吕祖谦主张观史修心的通天工夫论：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通过身临其境的以心观史方式体贴历史人物之心、史家之心乃至天心，观史心修己心，让己心回归万事万物“皆吾心之发见”的天心状态，从而使历史呈现其作为天道之运动性展开的至善情状。     

吕祖谦《入越录》赏论

《入越录》是吕祖谦的长篇日记体游记,记载了吕祖谦与潘叔度的十八日会稽之游,语言朴质平实,简拔切当,大多以白描为主,个别段落则能娓娓道来,细细铺写.作者尤其对光与色有着敏锐的感受,使得文中点染着鲜丽的色彩与美妙的光晕.《入越录》对田园风光与农村生活的关注早于以田园诗人而著称的范成大的《吴船录》,显示出吕祖谦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对于世道民情的关注;从题材上来讲,也是对传统游记内容的开拓.文中还体现出吕祖谦重自然和要求人工亦应“殆若天成”的审美取向,是吕祖谦纪游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作品.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挟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吕祖谦的文学教育

尽管以理学名家，吕祖谦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讲义和编辑《古文关键》、《宋文鉴》等选本，吕祖谦向学生鲜明地传达了他兼容文学与理学的教育理念，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他对选文的精心点评，对文章命意布局、笔法技巧的细致探讨，不仅成为学习者的最好教材，也成为文论的新体式，促进了散文批评的繁荣和散文创作的发展。吕祖谦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更推动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形成。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从古文到有用文字：《古文关键》之“关键”与经典重塑

吕祖谦在突破《精骑》片段选文的困境后,于淳熙元年完成选录古文经典的《古文关键》,成为评点类选本的开山之作。《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都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见解的笔录,但与《古文关键》没有直接附属关系。《古文关键》之前所附的《要法》,则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反映了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开创了要法、总评、尾评、夹评相结合的评注形式,提揭大量时文结构术语,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其立柱一说,是“段子”文字在文章结构上的形式呈现,构成八股文“四比”体式的滥觞。吕祖谦根据科举应试需要,标举“关键”,强调格法,以评点的形式,将古文经典重塑为“有用文字”。狭义的“关键”为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广义的“关键”即“文诀”。吕祖谦文章学思想的新锐性与系统性,使他成为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详考——兼谈南宋初年"东南三贤"之由来

朱熹、张栻、吕祖谦并称南宋初年的“东南三贤”,其中吕、张交游学界尚无专论,然却是分析此学术共同体之由来以及内在构成的关键。特别是吕、张为期两年的严州、临安之会,当是学术史上一大被忽视的盛事;二人约十二年的论学,以及“不在场者”朱熹的书信参与,影响了他们学术的发展。“东南三贤”中的学术领袖当为张栻,而撰述、发问推动最多则是朱熹,吕祖谦则以张、朱之后学自居。张、吕去世之后,学术共同体自然解体,朱熹的地位日愈重要,然而其议论则使后人对浙学、湘学之认识发生偏差,故梳理吕、张交游,并还原“东南三贤”由来历程,当极有必要。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吕祖谦诗文佚作考录

本文对六篇吕祖谦诗文佚作略作考证,并指出佚文不仅起到增补遗漏的作用,而且对吕祖谦学术思想研究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文献学价值,文献辑佚也是整理、出版吕祖谦全集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吕祖谦门人及吕学与浙东学术的发展关系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是乾淳年间最受欢迎且成就最高的老师。当时多云从教千人，今可考者初步统计仍有219人。吕祖谦门下多出俊杰，或为政治领袖，或为学术领袖。这些门下为宋元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吕祖谦的学术对后代发挥了影响。浙东学术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一种独立的学术，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时移境迁不断地发展壮大，这一现象发生在浙江，而不是朱熹所在的福建，或陆九渊所在的江西以及其他地区，是与吕祖谦的倡导与亲身实践分不开的。今人多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归功于朱熹而忽略吕祖谦，有些数典忘祖，这是受朱陆门户恶争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开拓、改换思路。加大对吕祖谦甚至其门生的研究，甩掉多年门户之争留下的惯性，追寻吕祖谦学术的真成就，追寻南宋学术研究的新思路。     

《欧公本末》的发现及其文献与学术价值

《欧公本末》是吕祖谦临终前完成的一部书,因刊行较少而流布不广,黄灵庚主编《吕祖谦全集》方整理入集出版。该书保存了不少与欧阳修有关的北宋文献,一是可补充现存宋人文献的不足,二是不同的记载,可为现在研究宋人资料提供参考,三是记载详细。这对研究欧阳修、吕祖谦乃至北宋学术,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和文献价值。     

汉晋时代绍兴的十位史学家

有人认为,南宋时“两浙为畿内”,文化中心才由中原向两浙移动,形成为“浙学”,至于浙东史学,则是在吕祖谦、陈亮、叶适、陆游等人之后,才逐渐形成为一个学派,到明清时才更有所发扬光大。其实不然。浙江在历史上很早就是文物之邦,具体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