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古斯丁和卢梭的积极政治观

以奥古斯丁和卢梭为例论述一种"积极的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是指政治生活和国家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持这种政治观的人通常相信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他们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抱有绝对的信心,相信通过人不断地努力,可以使世界趋于至善。凡是恶的东西,无论这种恶来自于社会还是来自于个人,都应该将其铲除干净。这种政治观经常是政权更替"已开始又未完成"时期的产物,具有标志意义。     

荀子"性向恶论"考辨

荀子的人性论,不是性本恶论,而是性向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向善论正相对应.孟子荀子的人性论都是基于孔子的人性论的展开.而孔子的性相近说强调的是性的非善非恶,性的善恶则是就后天的积习修为上说.孟子荀子的或狂或狷的人格特征制约着向善向恶的人性判断的不同选择.而人性无论向善还是向恶都不妨碍可以通过后天的存养或矫饰使人性得以完善.《荀子·性恶》篇的具体论述表明其所谓性恶是性向恶而非性本恶.荀子的性恶伪善说与韩非自利自为的性本恶论不同,荀子的性向恶论并未得出人性不可改变的消极结论.     

试论王阳明"良知"论对《金瓶梅》的影响

王学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士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瓶梅>成书时间约在嘉万年间,其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王学一无所知.<金瓶梅>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但绝大多数不是好人,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欲望遮蔽了他们的"良知",致使其为恶去善而由人变为非人.通过孝哥出家,作者指出世人自救的根本办法是"明悟",即剔除欲望,发掘本心.小说表达的主要思想与王阳明"良知"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足以说明王学对该小说思想确有影响.     

国际私法反致制度研究

反致是国际私法中一项既古老又独特的法律制度,学界对是否接受反致争议颇多。接受反致能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无损法院地国的国家主权,在某种条件下可实现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体现了对法律选择合理性结果的追求,属于优法选择方法。目前,国际立法的趋势为限定接受反致范围和限定拒绝反致条件,为合理适用反致制度奠定基础。     

本体与境界--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综论

本文从本体的无动无静、无出无入、无思无虑入手,分析了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命题的深刻内涵.在王阳明的观念中,认识到本体的无善无恶才能证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良知明觉的存在的绝对性,才能保证人生实践实现自由的超越.因此,无善无恶不仅是现实有善有恶的实践修养的根据和本体,还是人生修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作者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突出了儒学本体论中人生实践的自由超越的特点,揭示了人生道德修养过程所具有的自由快乐洒脱的一面,是对儒学本体论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国传统人性论及其价值理想追求

在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性无善无恶论,虽然其主要理论观点存在着很大差异,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但落脚点却是一致的,它们的价值理想追求都是一致的,即通过道德修养的途径抑恶扬善,最终达到至善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     

从共同体之善的定位到价值中立原则的悖论——反思权利绝对化及其隐忧

按照社群主义者的理解,共同体的善发源于社群,其相对于个人的善而言包含更少的主观成分,且通常会被放在更为首要的位置,并有助于促成社群的实质化转型,这恰好是自由主义所欠缺的。人们既不能将共同体的善与个人的善加以对立,更不能使共同体的善凌驾于个人的善之上,这两种善必须得到公平对待。比较而言,共同体的善只是相对的,反倒是个人的善更为真实。有鉴于权利体现着个人的善,所以切忌以共同体的善为名消解或压制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将权利置于超越善的至上位置,但其遵循的正义原则却可以被转述为特定的善,因此有违其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实际上,价值中立原则仅适用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难以对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作出合理解释。不可否认,权利本位论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对其过度推崇却会导致严重的僵化或分裂,因为权利的优先性并非绝对,其不能抛却对善的探寻和追求。     

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整体论"与"超越论"的思辨——兼析中国法官法律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法律解释究竟为重构性的"整体论",还是实用性的"超越论"?其实,无论是整体论还是超越论都是对法律的重构.都是实质上的超越.所不同的是,整体论是附有理想主义的超越,而超越论则是实用主义角度的超越·现代的中国法律适用中,法官角色的定位,玩不是整体论,也不是超越论.相反,从法治的初级阶段及文化本土性出炭,应是"纯规则之效忠论".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