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有机安全观，边境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必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关注的重点，维护边境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边境地区的细化与实践。要有效维护中国的边境安全，就必须探寻最佳路径。笔者在简要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边境安全的基础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化解影响边境安全的主要矛盾、全面发展边境地区、维护边境安全的力量多元化和逐步推进跨境一体化发展。     

论“国家政策”之法源地位的民法典选择

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将"国家政策"规定为民法的正式法源不具有正当性,但"国家政策"仍是立法和法律适用中可予(或应予)考量的一项政治因素。凡是能够通过"最大公益性"要求检验的国家政策,其本身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可融入立法而制定法化。在法律适用中"国家政策"可经由司法的"创制政策"、"发现政策"、"释明政策"路径进入裁判。未来民法典不应再明定"国家政策"的法源地位,应将其涵摄于民法典的公序良俗(或者公共政策)条款。     

轻罪治理的刑法审思与改进

轻罪时代的到来与轻罪的刑法治理相伴而生。应当理清轻罪治理的初始起点、发展动因、任务设定与基本构成等，明确刑法应变的内在逻辑与精准方向。轻罪治理不应是一场“政策型”运动。回归刑法是轻罪治理的本初与内核，可以确保轻罪治理的合法、正当和有效。有必要确立科学的分层标准，将轻罪与微罪的体系分离等作为关键节点，科学设定动态的轻罪边界，建立开放的轻罪体系。刑法经过几次修正，轻罪立法持续增量，但存在立法形式混杂、体系单薄等诸多结构性缺陷。通过善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摄下的立法需求释放、预防性刑法理念的积极实践、刑事治理理念的贯彻、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立法需求等积极变量，可实现轻罪立法的整体迭代。为了抵御犯罪化的风险以及由于犯罪门槛降低引发轻罪体系的出罪“消减效应”，应同步培育与轻罪体系相适应的出罪逻辑与规则。     

我国器官移植犯罪刑事政策初探

现行器官移植刑事立法的合理之处表现在犯罪圈的适度扩大,刑罚配置的合理化,与器官移植法衔接的一体化,刑事政策的宽严相济化。但其也存在设置的功利性、仓促性和应急性、刑事政策的单一化、立法的协调化不够和刑事法网编制不严密的不足。我国器官移植刑事政策需通过强化刑法解释、拓展犯罪种类以及增进刑法与器官移植法律法规的"无缝对接"等方式不断调整。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试论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是一个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国家,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亟需刑法的有力保障.虽然我国97刑法典增加了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规定,但我国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仍明显滞后.本文主要探讨论述了我国刑法关于污染环境犯罪之规定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完善之策,认为在立法形式上,应规定罪刑明确而独立的非刑事法律规范;污染环境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应增设故意提供虚假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罪.     

论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网络的管制：逻辑、措施与限度

当代社会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政府对网络的管制不可或缺,法治化是其必然要求。在我国顶层设计中,网络安全已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通过立法赋予政府实施网络管制的权力。网络管制的特征可概括为防范对象的不确定性、保护对象的虚拟性、管制的非建构性。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网络管制包含的四重目标是确保数据安全、设备安全、内容安全及产业安全。政府根据网络管制的特征和目标,在数据、设备、内容和产业四个维度建立管制措施。网络安全与网络管制的价值不仅限于国家安全,还包括其他主体权益和信息化发展。维护网络中其他主体权益并促进信息化健康发展同样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管制应得到限定——平衡网络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促进网络治理法治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新时代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一要明确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二要重视国家安全体系的系统性,需要科研工作者展开细致入微的研究;三要构建决策咨询机制,为完善国家安全体系提供智库保障;四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统筹各个安全领域,促进政府、团体等各部门的联动合作;五要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风险社会与风险社会的新安保观

谈到安全问题,现在论述最多的莫过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关于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即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或,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长期以来我们讲和平与发展,现在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安全与发展。和平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安全,强调安全,显然是和平受到挑战面临威胁(“不安的和平”,阎学通,2020)。正如习近平主席今年7月28日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时所指出的,当前,世界动荡和变革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发展和安全两大赤字不断凸显。     

种业创新与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种业资源优势及"卡脖子"技术攻关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复杂国际环境挑战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与重要农作物相关的种业"卡脖子"技术是涉及中国种业安全乃至粮食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之一.从我国现有种业资源和生物育种研发技术角度探讨国际种业竞争形势下种业创新的核心问题,可梳理出种业竞争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现有创新优势,应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并将突破种业技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和构建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管控目标.为此,应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重视种业创新底层技术、加强种业科技研发投入、保障种业知识产权.本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发展,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观日臻成熟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彰显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的理论品格,是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深化和实践,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四个方面的变革性特征:思想方法更加体现辩证思维;价值理念更加凸显以民为本;框架模式更加注重休戚与共;方法路径更加关切时代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创新性理论,不仅关涉中国国家安全与民族振兴,对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新的安全观

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所呈现出的新特征对人类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旧安全观经历着向新安全观的历史转变。新的安全观以资源安全为基点。以环境安全为保障，重点处理好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的安全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树立新的安全观，需要建立相应制度保障，主要包括：国家资源战略储备制度、政府危机管理的新型应急机制和资源环境国际合作机制等。     

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一词

由于英语"security"的多义性,当"traditional security"与"non-traditional security"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念、安全因素、安全措施等等含义时,是可以成立的英语表达。但是,由于汉语"安全"一词仅仅用来表达"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并不表达任何观念、因素、措施,词义明确而确定,因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便成为两个不成立的汉语表达。这两个不成立的汉语表达之所以在汉语中流行,成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安全研究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一方面是由于英语主导的西方国家在相关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加区别地直译英语"traditional security"与"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两个术语造成的。在否定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两个汉语语词之后,上述两个英语术语的翻译以及相应的安全问题,不仅可以在总体上用汉语表达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更需要根据客观环境和语言环境的不同,分别表达为"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保障"与"非传统安全保障"、"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等等。     

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立法模式及功能导向

家庭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已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其立法的紧迫性既来自现实需求也来自国家的政策承诺.其中,法律调整范围、立法模式、目标功能定位是其立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三大基本问题.在具体立法设计中,我国家庭教育立法应主张将家庭成员间即家庭场所的教育作为其调整范围;应采取兼具保障救济和倡导促进两方面的功能导向的教育法章节模式作为其立法模式,而非采取专门的单行立法模式;并坚持事前预防和事后矫正两方面的调整规范导向;若采用单行法律条文,其名称应采用"家庭教育法"而非"家庭教育促进法",若选择教育法章节模式则不存在名称问题.     

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建设的政策与法律措施——以中国金融安全保障为视角

中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改善法制环境的目的在于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以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目标通过何种路径得以实现是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为此,有必要借鉴国际金融法律环境与监管制度的理论,结合中国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立法建议。本文通过考察"功能理论"与"支配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地位,认为"功能理论"可为构建完备的金融监管体制与国际合作机制提供可行、合理的结构图;"支配理论"可为中国取得国际金融监管事务的话语权、保障金融安全、完善法制环境提供较为全面的路线图。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中国获得相关领域的话语权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与立法建议。     

中国构建南海安全合作机制的目标、原则与路径

积极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既是中国捍卫南海正当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在新时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既包括低层次的消极安全合作,即被动应对安全威胁的现状,也包括高层次的积极安全合作,即主动谋划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应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具有地区特色的"亚洲安全观",坚持合理预期、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国参与南海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式之争让位于功能作用,机制的主导权之争让位于共同主导,基本路径包括培育南海安全共识、打造南海安全共同体,研究现有合作方案并借鉴其他合作案例,重视双边合作机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整合现有安全合作机制,注重国内立法并推动区域规则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种子安全问题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通过总结我国种业发展、种质资源保护、科研创新、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等方面现状,发现当前我国种子安全存在五大问题:民族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外企先入为主;种子市场鱼龙混杂,执法监管乏力;涉种子犯罪错综复杂,公安机关打击困难;转基因、农业恐怖主义等安全性问题交叉出现。应通过做强民族种业、完善转基因种子安全性评定、规范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涉种子安全犯罪、树立种子安全观等手段,保障我国种子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对西方国际安全观的超越

长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整个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西方国际危机管理三种理论模式之比较

国际危机管理一直是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提出了各自关于国际危机管理的模式.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安全危机管理模式,认为均势安全观、霸权安全观和威慑安全观都是权力安全模式的表现;自由主义主张制度安全危机管理模式,突出国际制度和民主理念在国际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建构主义则提出了观念安全危机管理模式.     

中国与马来西亚矿产资源刑事规制比较研究

马来西亚法律制度深受英国普通法影响,却同时也重视成文法创制。该国刑法虽未涉及矿产的调控,但其以附属刑法的立法体例补充、扩展了刑法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当今国家对矿产资源刑事立法的趋势。马来西亚创设的系列矿产刑事法律制度,为我国当前亟须深化的矿产资源刑事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同时,附属刑法的国际立法实践证实了刑法的功能还包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引导作用。在不断完善我国《刑法》的同时,也应重视专项领域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