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文化与法治

侠文化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考查将是一次很有趣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旅行.从法理逻辑来看,侠文化与法治是矛盾背反的;从精神层面来看,侠文化与法治是相洽融通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于侠文化,我们必须进行制度重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侠文化研究2016年年度报告

中国侠文化研究作为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在重要组成基质,不断在各时段从自身与外在因素驱动合力的进程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对于侠文化的自身理论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就2016年度来看,其研究涉及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关于中国侠文化文本内容的解构与重建;其二,关于中国侠文化在科技发展背景下,影视作为重要载体对侠文化的现代性展现;其三,关于区域性文化和侠文化的关系研究;其四,关于侠文化的性格塑造与传承研究;其五,中外侠文化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侠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注入了活力,给予了侠文化极大的重视,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侠文化的研究脉络。在此,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梳理来概述本年度的研究情况。     

郭沫若的创作与侠文化精神

郭沫若对侠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在文学创作中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在对其时代内涵的开掘运用中彰显出侠文化精神的独特魅力。从五四时期崇尚强力思想到抗战时期从侠义题材中开掘民族精神,体现了他的侠性心态的演变轨迹,也传达出他的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想。但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意图,致使其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对冲淡。     

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维,侠文化精神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鲁迅对侠文化进行了批判性改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文化与人格的双重建构.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侠文化研究2017年年度报告

自先秦以降,中国历史上的"侠"一直作为重要的文化存在并发展至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侠文化"。中国侠文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相关方面的研究也相继不绝。就2017年来看,中国侠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武侠小说研究、武侠影视研究、武侠网络媒体研究以及侠的历史文化研究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既突出了年度中国侠文化研究的重点,也呈现出年度侠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年度研究在为中国侠文化研究的构建提供重要支持的同时,也为后继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论区域法治文化:类型、理据与发展方略 ——以湖湘法治文化为范例

从各国法治的历史沿革及其法治信仰构造、哲学认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区域法治文化”归纳为“欧陆理性主义法治文化”“英美经验主义法治文化”“新加坡威权主义法治文化”等几种类型。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于“新型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内涵。相对于国家法治文化而言,“湖湘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湖湘法治文化等区域法治文化,不仅是湖南等省积极推进地方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现代性”烛照下鲁迅的侠骨柔情

本文从现代性理论角度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首先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介绍了中国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然后,从现代性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现代性”辉映下鲁迅的墨侠文化情结

从现代性理论角度下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阐释,叙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基本关系.从现代性的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抒写者——萧军与侠文化精神

作为一个深受侠文化影响和侠文化精神浸润的新文学作家,萧军在现代革命意识指导下,结合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他从侠文化中提炼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资源和斗争力量,抒写着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以唤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新的话语蕴藉,体现了萧军的个人英雄主义人格追求和自由主义文化理想。     

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探析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依法治国思想可概括为:治国安邦,要实现从个人到制度、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设法治,要处理好民主与法制、执政党与法、权力与法三对关系;厉行法治,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要实施法治,如何建设法治,如何推行法治等重要理论问题。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人性善恶与国家统治

国家统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从人性的角度论述国家统治存在的基础,分析了人的善性与德治,人的恶性与法治,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以及用人性解释国家统治的时代意义.     

深入研究规律把握执政党建设的主动权

深化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特定表现的认识 ,是执政党把握和实现领导主动权的前提和关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由领域高度合一到领域逐步分离的基本趋势 ,由此决定着社会关系必然从简单到复杂、发生利益分化与重组 ;社会秩序必然要经历稳定———动荡———走向稳定的过程 ;社会价值观念必由单一转变为多样与多元。这些变化要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面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相应的转变 ,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化认识政党执政规律 ,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法、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执政党与社会这三对基本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     

大学生法治精神培养论

法治精神是人民群众战胜邪恶、维护正义的守护神。高等教育的重任之一就是重点培养大学生懂得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提高法治观念,熟悉法律条款,严格地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敢于拿起法律之剑治理国家,维护人民权益的法治精神,使之成为一名自觉的继承者、实践者或捍卫者。     

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逻辑和价值追寻

共产党执政规律从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之下的个别规律,认识这一规律,需要进行多维透视,也需要处理好多重关系。规律有预测功能,因而具有价值性,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价值体现在共产党执政活动的理性自觉之中。“三个代表”是对共产党执政最根本规律的总结,同时为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追寻执政规律的价值提供了根本的方法和路径。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西部大开发法治保障中的几个问题

借鉴东部大开发中的经验、教训,西部大开发必须走法治经济的道路。法治、经济一起抓,有利于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开发机制,有利于创造造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