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书》看西周时的人性思想

对于原始人性善恶的问题,西周人并没有明确界定,但我们通过对<周书>的考察,可以从他们的言论中推论出其对原始人性的看法.西周人看到现实人性中包含恶的部分,主张以德为主要指导原则,通过教育的方法改造现实人性中的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理念的比较

中国的人性善与西方的人性恶理念都影响了政治体制的设计。西方人性恶的理论在古希腊、近代、现代都有充分的论述。中国一直是人性善理念统治思想界,荀子人性恶是例外。荀子与西方人性恶的理念二者有不同推论,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解读《看不见的人》中布莱索的自我异化

分析小说《看不见的人》中布莱索的自我异化,从而揭示了在白人统治的美国,黑人在追求自我价值和自由中,他们的人性与个性遭到摧残和扭曲。     

“人性”概念的多重规定和当代中国人性发展

一、“人性”概念的多重规定人性问题是近代启蒙运动中提出的研究主题。在前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人是神的奴婢。而神的力量不过是当时统治力量的表现。统治者唯一原则是轻践人,把人变成会说话的工具,变成依附于他们的农奴,变成他们征战的炮灰。这事实是严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必须进行政治批判,而政治批判又以宗教批判为先导。人正是在对神的批判中发现了自己。人性是神性向世俗生活的复归。     

人性的"天"与天理的"人"

董仲舒对"人"的认识始终是建立在对"天"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人"是天之子,是禀受"天理"的,"天"是人性的天;"天"虽然至高无上,但"人"却脱离了物的地位,成为董仲舒"天""人"二元统治思想的一端.天道人道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是融通一致的,人人皆需循天道循人道;天道的核心是阴阳,人道的核心是德刑;循道必须止于一中,中即是忠.是董仲舒真正使"人"成为"统治"的基本要素,实现了"人"与物的真正分离.     

人性的复苏——解析霍桑《红字》的人物

《红字》表达的深刻含义一直以来都是评论家们争论的焦点。文中从人性这个角度来诠释《红字》中3个主要的人物,探讨在清教的专制统治下,个人在自由与权威中的挣扎以及主人公在此压制下人性的发展,以此揭示作者霍桑本人的内心世界,即内心对爱的欲求以及呼吁人以极大的勇气抛弃虚伪、回归真实的人性。     

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的本性探析

人性问题是个最为源远流长、争论不休的难题。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人性概念与伦理学范畴的人性概念并非同一概念；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概括不能否定伦理学意义上的性善、恶论的理论价值；从德性上探讨人性与人的本性对国家制度设计与国家治理模式有重大意义。     

明清之际的人性论及其启蒙意义

中国先秦以来的人性理论对人性之私均持批判态度，宋明理学更视私为邪恶，强调公私之辩。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却明确提出了人性自私说，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个体的价值、地位与尊严，并以之为起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统治及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进行否定与批判，显示出鲜明的启蒙色彩。     

唐代的性善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人倡性善学说.唐初,已有人主张性善,后来封建文人逐步认识到性善说对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以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开始表彰孟子性善学说,唐代国家科举考试也反映了此点.在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平等平均的时候,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貌似"人性平等"的孟子学说,看来是有针对性的.在当时佛性论刺激下,许多学者在融合孟、佛心性学说上进行探索,但众说纷纭,缺乏内在联系,还没有形成新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和谐人：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或社会状态下的具体形态,也表述为人性假设,如自然人、理性人、经济人、道德人等。人的存在方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由人性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和谐人”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特定的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新型的人性假设,是对传统人性假设的批判与超越。从人性假设视角研究和谐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学的当代发展内涵,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状态下社会主体的科学的合理的诠释,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深入研究规律把握执政党建设的主动权

深化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特定表现的认识 ,是执政党把握和实现领导主动权的前提和关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明 ,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由领域高度合一到领域逐步分离的基本趋势 ,由此决定着社会关系必然从简单到复杂、发生利益分化与重组 ;社会秩序必然要经历稳定———动荡———走向稳定的过程 ;社会价值观念必由单一转变为多样与多元。这些变化要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面向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相应的转变 ,并且在此基础上深化认识政党执政规律 ,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法、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执政党与社会这三对基本关系 ,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及执政伦理

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伦理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 执政伦理的理性自觉,是对执政合法危机的现实回应,与执政伦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增强执政合法性, 提升执政伦理本质上是为了体现执政的人民性,只有将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性与执政主体的能动性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执政能力建设之目标,最终增强执政合法性。     

《淮南子》人性观新探

《淮南子》人性观包括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民性。民性善使哲学层面的人性理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化作了铺垫。《淮南子》又提出"节欲"反性"说,完善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为其治国理论服务。《淮南子》人性观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执政合法性的证明与执政能力的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路径选择问题

迄今为止的政党执政史显示,政党获取执政地位存在路径差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获取执政地位的路径差异对其提升执政能力的路径、方法存在着重大的影响。不解决这种影响,寻求低成本高保险的提高执政能力之路,曾是前苏联东欧执政党陷入困境的重大原因。     

法治是基本环境德治是根本策略——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问题分析

统治阶级意志实现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行为统治阶级根本和长远意志的实现创造了环境，同时德治使这种实现成为了实际可能，它是统治阶级意志实现的根本策略。     

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探析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在中共执政初期面临着三大考验,一是能否把新国家建设好,二是党自身能否建设好,三是能否将全社会的力量整合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在执政的实践中,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党的执政绩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论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中共很早就意识到却长期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文革”结束时,中共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蕴藏着执政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把加强执政合法性提到极其重要位置,通过理论创新增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以维系执政合法性,通过经济文化发展增强执政绩效以实现执政合法性,通过党风建设凸现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以加强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直接推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并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思想素材和理论资源      

论环境保护与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原则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制度建设。环境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执政党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工作,环境保护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该文阐述了环境保护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环境保护与人民当家作主,环境保护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加强环境保护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及建设文明社会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