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新时代尊医重卫社会风气的法治保障:制度机理、核心环节与整体推进

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是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道路指引,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的制度机理在于深化社会共识、规范行为标尺及明确价值目标,核心环节在于法治保障应当贯穿治理全过程、注重规范主体行为和保障发展成果。进入新发展阶段,法治保障尊医重卫社会风气必须坚持整体推进,在深化法治中国建设中持续营造尊医重卫社会风气。     

边疆地区治理创新与少数民族人权保障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边疆地区的治理创新决定着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前途和未来,这要求治理创新在顶层设计上必须协调好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关系。要通过治理创新促进边疆地区的优先发展,当务之急是在教育和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领域探索各边疆民族地区因地制宜的管理模式创新,以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的基础性人权。边疆地区的治理创新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建立和完善以培育和发展内生性减贫能力为主,内外结合、长短期结合的综合性治理机制,这是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之根本追求;治理机制要契入边疆地区的现实,强调惩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     

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给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要依托的法治秩序带来了挑战,也产生了全新的法治需求。面对新出现的"治理赤字",如何提供优质的"法治产品",构建有助于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法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度依赖科技创新,处于不断创新、发展与变化之中,具有创新性、跨界性、虚拟性以及平台性等典型特征,由中央层面进行统一的法治供给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也无法有效激活地方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为此,中央通过《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选择在部分地方进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治理的试验,鼓励试验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地方性法规探索。此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的法治建设,除了由中央统一推动诸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供给外,地方政府以法治试验的方式接入部分法治供给在理论层面何以可能,在实践层面是否具有现实基础、面临那些挑战以及如何克服,便成为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借助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领域地方法治试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地方法治试验,是一种有效回应数字经济法治需求的经验性治理方式。其理论逻辑在于以国家整体法治为最终归宿,以地方数字法治探索为切入口,在注重地方试错和经验积累的同时,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作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从中央和地方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中各自所代表的利益及其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出发,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治理需求的数字法治格局。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授予的地方法治创设权,中央对地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的授权与激励,以及部分省份"先行先试"的数字法治建设经验积累为该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地方法治试验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数字经济的这种经验性法治路径也面临地方数字法治边界扩张、地方数据保护主义、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等的挑战,需要以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全国统一市场目标,以及多元共治格局的构建等为限度,以此克服数字经济地方法治试验中的弊病,发挥其优势。     

对税收管理诚信原则的思考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税收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有力保障。根据法的一般原理和当前社会经济条件,应倡导在具体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规范中适用诚信原则,以推进税收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提升相关制度建设的实施效果,促进税收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与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借鉴,是解决中国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在政府治理社会的诸多领域起到重要协助作用,在提高民众公民意识、畅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方面起到基础性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应提高思想意识,营造重视社会组织的良好氛围;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工作能力;规范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     

长治久安视域下宗教事务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研究

完善相关法治是破解宗教管理、打击和遏制宗教极端难题的有效途径.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法治,是保障新疆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对保证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依法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治理是强化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保障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管理宗教事务,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坚持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创新的法治建设,积极健全国家法律与国际反恐合作机制及与地方维稳法规相互衔接配套的法治体系.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论经济体制转型对中国宪政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得宪政理念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至上、决策行政化、人治治理等理念逐渐演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权至上、决策民主化、法治治理等理念。经济体制转型对宪政体制的构建也产生了影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宪政体制应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民主,建立独立的宪法监督机构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落实依法执政,从而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的人权化、民主化、法治化。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西方法治模式的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西方法治模式,认为西方法治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民主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形成的,也即西方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将民主(政治参与)和经济的考量寓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这个系统下的商品经济发展、价值观和法律三个子系统分析,认为三者的动态平衡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新经济时代的地方法治环境研究——以武汉和重庆为例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信息技术和市场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经济浪潮已经到来。在新经济时代,法律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冲突,激励创新活力,促进科学技术的高效运用。以武汉和重庆为例,随着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不断出现,不少地方立法的内容难以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执法、司法等领域面临着新经济带来的多重挑战。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应按照“效益优先、依法治理、政府主导、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地方科技法制工作中加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力度,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依法建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和财政供给机制,提升政府科技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营造公正和谐的地方司法环境。     

论经济法的激励功能

经济法的激励功能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结合下的信息驱动力而在我国法律适用中,该功能兼备程序性与实体性、规则化与归属化、基础性与补正性特征,其促进市场自由、克服市场失灵等类型化表征需通过干预供给、制度指引、规则强化及价值认同等方式实现。但激励信息同时呈现非对称性、作用范围有限性及对法律责任的依赖性,尚需公平、秩序、公开等因素介入,以使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发挥出最大功效。     

论西方的法治主义思想——法治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论题旨在诠释法治的涵义,说明法治国家乃是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在公法上,法治之法先于国家,高于国家,它是关于限制国家(尤其是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者。实现法治,旨在从外部提供私法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须的制度框架。从近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念看,在法律主治下,国家的权力(公权)被严格限定,社会及经济活动皆属私人领域(私权),不必也不容国家染指。由此,给个人带来空前广袤的自由空间,因而形成市场社会。     

农村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模式演进与“三治融合”理路

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当前,农村的公共环境卫生状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存在差距.我国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大致经历了"自发性治理模式""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三个阶段."干预性治理模式""外包化治理模式"并不是最优化的治理模式,其自身缺陷使得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极易出现"张弛无序"现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是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自治具有制度依赖性和技术依赖性,应以自治管理制度构建和农村环保技术开发为突破口;自治应注重"量力而为"原则,不能排斥市场行为和社会参与.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法治体系构造应以制度完善为切入点,改变城乡分治的立法局面,出台与我国法律规定相配套的实施制度,引入人工智能、地理信息和远程监控技术,创新生态环保监管执法方式和格局.农村公共环境卫生治理的德治功能应当通过双向激励性宣教、农村人口结构优化、乡规民约重塑予以实现.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治主义传统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意识产生的根源。自然经济是人治主义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法治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治国理念从人治到法治的彻底转变。     

论民主法治框架下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政治活动中,现代国家逐渐形成了日益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形式得到了新的诠释和延展。民主与法治作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权源价值和目标保障,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政府治理文明提供了基本方式和路径选择。新形势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需要形成法治政府、市场经济、社会三者相互约束和支撑的合作治理框架,以政府的职能转变为中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农”问题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经济法律关系重构

中国农村经济法律关系的形成受制于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安排、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深层矛盾以及权力本位的根深蒂固,从而导致其在主体、内容、客体方面存在着许多先天不足。但同时,经济法律关系也必然随着政治、经济、思想基础的变化发展产生重构的现实要求。在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准确把握经济法所具有的体现政府意志与市场意志、尊重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以及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在特质,是实现经济法律关系重构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德法合治探源——从社会共同体与人性的角度切入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彼此信任、认同、团结互助,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有着凝聚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人与人粘合在一起的,一是利益,二是情感。但是面对利益冲突,仅靠公平来维系利益之间的粘合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之间的情感纽带,让个体体会到自己是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中可以发现,中国国家治理所致力的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全社会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社会共识,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中,法治和德治具有互补和互助的作用。法治是赋予法律至高的政治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而德治则是赋予道德崇高的价值地位,使其具备权威和能量来进行治理的一种治理方式。法治着重于在社会分化中确立秩序,德治则努力弥合社会分化中的感情疏远和价值裂痕,二者在社会共同体的建构里发挥出相互补充的作用。法治和德治还存在互助作用。第一,法治为德治保底。法治保障了道德的底线,也使德治有了可靠的保障。第二,德治为法治固本。通过德治可以维系和强化社会道德纽带,进一步巩固法律的道德根基。法治和德治的结合不仅是社会共同体治理的最佳组合,同时还存在着人性的基础,而这种人性基础也能被大脑的心理机制所证实。根据现代心理学和大脑神经科学,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负责进行逻辑运算,是不带感情的理性系统,另一个是接受外界刺激直接生成情绪和情感的系统。这两个系统既分工合作,又相互制约。由于法律调整利益关系的功能,它需要依赖大脑理性系统。德治则依赖大脑情绪性系统,也进一步调整情绪性系统,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从而实现一种秩序。中国传统德治就是调整人的情绪系统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治理。在一个共同体中,个体和共同体存在着精神上的同构关系。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如同个体的大脑系统一样,有两大系统。对应个人理性系统的是国家理性系统,对应个人情绪性系统的是社会共同情感系统。在国家治理中,应当依据个体和国家的精神同构关系,把个人理性和国家理性协调一致,把个人情感和社会共同情感协调一致,实现国家层面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共同发展和相互平衡。在个体和共同体的精神同构中,法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理性和国家理性的一致,德治的作用在于推动个体情感和共同情感的一致,最终把个体精神系统和共同体的精神系统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精神同构中,国家和个人产生出精神上的交互作用,国家从个体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精神能量,个体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安全感、价值感以及针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感。同时,德法合治有助于共同体和个体二者的理性系统和情感系统产生出平衡关系,使共同体和个体的精神系统得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