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违法的主客体构成

行政违法同一般违法一样须具有主客体的构成要件。行政违法主体不同于其他性质的违法主体之处在于 ,从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内部构造来看 ,行政违法的主体不是单一的组织主体 ,而是两个实施违法行为的主体 ,一个是对外的、整体的组织主体 ,一个则是具体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公务人员个体。由此 ,行政违法的主体类型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外部主体 ;一类是行政违法的内部主体。行政违法的客体是行政违法行为所侵害或破坏的受行政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合法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了客体 ,具体侵害了什么样的客体 ,是划清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及何种行政违法的界限之一。     

论违法行政与主观过错的关系

违法行政行为与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违法行政行为是否需要以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为构成要件,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行政主体的有过错行为必定是违法行为,但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则不一定是有过错的行为。在某些特殊场合,虽然行政主体主观上不存在过错,但是法律要求行政主体对其客观上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行为也应视为违法行为。从总体上讲,行政主体的违法包括过错违法和无过错违法。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中国行政问责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随后的三年里,行政问责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行政改革的亮点。但在其制度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欠缺。导致这种现状的深 层次原因是权责对等意识缺乏、职责划分不清、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等。据此论文提出完善行 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为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围绕公共权 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 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弥补制度缺陷。     

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探微

目前我国在行政问责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清、对象不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缺位、有名无实;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无程序性。因此,有必要寻求问责制之出路:规范行政问责原则;明确行政问责范围;健全行政问责法律;强化行政问责意识。     

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

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的许可行为 ,法院撤销该行为并不能自然恢复原告应当享有的许可权益。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方式存在局限性 ,单纯的撤销判决无法满足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履行判决不适用于多数许可案件。为此 ,法院应当对许可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院意图重新作出许可行为 ,其作用在于防止行政机关规避法律的行为 ,弥补现行判决方式之不足     

关于行政合同理论的几点思考

行政合同应以具有法律约束力为前提,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应有权获得法律救济。并非行政机关为执行职务而达成的协议均为行政合同,具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更不会形成行政合同。我国行政法采用的行政主体理论与德国行政合同所依托的行政主体理论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德国关于行政合同的分类。在行政合同的范围上,相比德国而言,法国的理论更为优越。     

关于国家行政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与限制问题

国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与限制是当下我国法学理论界争议颇多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认为行政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素应为:侵权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其公务员;侵权行为必须是发生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客观上必须有损害事实的存在,同时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主观上以行为人有过错为原则,以无过错为补充。与此同时,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当受法律的、合理赔偿等原则限制。     

行政法律责任形式的具体应用

所谓行政法律责任形式,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相对人、行政受托人),由于违反行政法律义务构成行政违法而依法应当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与行政法律责任并非同一概念。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反行政法律义务构成行政违法而应当依法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而行政法律     

行政机关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赔偿责任辨析

行政机关是行使行政职权,管理行政事务的国家机关。它除了身为行政主体,可因职务侵权而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外,也能作为机关法人,因民事违法而承担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皆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致,但其性质却迥然不同。长期以来,由于法学界大多只注重研究行政赔偿责任,对行政机关的民事责任极少有人问津。以致,在我国有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问题。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坚持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界定责任；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问责制法律体系；推进行政文化建设，形成问责的政治氛围。     

试论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

对“国际贸易法”的定义、范围和渊源进行探讨 ,提出“国际贸易法”定义是指调整跨国贸易关系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国际贸易法”的范围应包括国际贸易私法和国际贸易公法两个部分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基本上指贸易条约、国际贸易惯例和国内立法与判例     

论行政权力介入劳动关系的法律限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法律关系中,行政权力介入劳动关系的方式与限度问题,关系到政府监管能力的实现与强化,也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塑造与确立。对此问题的理解与把握不仅是劳动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直接涉及到政府在劳动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定位。因此,研究与讨论行政权力介入劳动关系限度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有实践意义。     

企业破产法的调整范围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直接适用范围和限定了参照适用范围。直接适用范围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按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其参照适用范围包括合伙企业,会计师类专业服务机构,农民合作社,民办高校的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立法之我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的制定和施行,对于我国信托业的规范运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独特性规定包括:对信托定义的独特界定、将登记确立为信托的生效要件、采用兼顾性的调整范围、为委托人增设权利、为受托人增设义务、平衡当事人的权利。其不足为:未对信托业在金融业中的独立地位、信托业的业务范围、涉外信托关系的法律冲突及其法律适用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对信托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不力。该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规范的信托制度的建立,预示着我国信托业将有正确的功能和法律定位,有助于信托制度进一步发挥其专业化财产管理功能,并且为制定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依据。     

劳务派遣适用范围的再思考——兼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

劳务派遣的超常发展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适用范围规定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对劳务派遣是否应加以适用范围的限制存在争议,对此应坚持管制立场.《劳动合同法修正案》明确了劳务派遣适用范围的指导原则,对“三性”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施以比例限制.但劳务派遣适用范围仍有待继续完善,“三性”间的关系需重新定位,应以“临时性”为核心,“替代性”和“辅助性”为补充.     

劳动法与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及其相互关系

劳动关系的调整机制包括劳动法的调整机制和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其中,劳动法的调整机制主要是传统劳动法调整机制和人权法调整机制,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包括道德意识调整机制、传统习惯调整机制和社会舆论调整机制。劳动法的调整机制和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的关系是:劳动法的调整机制居于基础地位、属于基本保护机制,劳动伦理的调整机制居于辅助地位、属于辅助性保护机制;二者分工合作,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信息社会背景下的民事权利客体之解读与重构

信息时代对传统法律带来诸多挑战,民事法律关系也未幸免,其中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信息等多维视角的解读与重构即为核心之一。在一系列现实困境中,民事权利客体应从分类标准、内涵与外延的重新界定、突出信息的民法地位等方面对传统进行扬弃,以寻求历久弥新的民事权利客体理论,从而为新时期民事立法和民法功能的实现尽绵薄之力。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关于劳动关系的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合作竞争的经济团体,劳动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和从契约到身份、契约的综合的过程。劳动关系之中应该包括劳动合同关系、企业内部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关系。劳动法应该是调整上述关系的综合性的法律而不是劳动者权益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