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

但凡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深入,数字资源日益普及,国内外现代文学界在相关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出现了很多新的动向。文献或史料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现代文学文献学概念体系,文献整理规范、文献深度发掘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关联等方面的重要议题,也还有深入商讨的价值。基于此,2016年4月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长沙理工大学中国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共同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诸多议题进行深入商讨。来自国内外四十余个学校、科研院所和学术期刊的六十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日前,不少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已经见诸多种重要的学术期刊,我们也特意组织了这次“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笔谈专栏,作者共六位,从“30后”到“80后”,依序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商金林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福春研究员、清华大学中文系解志熙教授、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易彬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王贺博士(未参加此次会议)。其中,洪子诚、刘福春两位学者的论文是以会议发言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的,其他四位则都是专门另写的。相信随着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以及相关论文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上）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不仅指原创性基本文献,而且还应包括对原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中产生的次级文献。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与新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因而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认识,决定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基本框架,建构出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中）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不仅指原创性基本文献,而且还应包括对原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中产生的次级文献。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与新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因而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认识,决定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基本框架,建构出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之建立（下）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不仅指原创性基本文献,而且还应包括对原创文献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中产生的次级文献。现代作家的生平资料与新文学作品密切相关,因而也应被纳入研究视野。这一认识,决定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基本框架,建构出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个板块共同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汇校法与现代文学文本的整理

一、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兴起但凡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自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就已逐步展开,也出现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有组织、有计划且较大规模地进行文献发掘与整理的工作已是新时期之后了。突出标志即是1979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大型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以及其他史料丛书、全集、选集、报刊(影印)、民国时期总书目、期刊目录汇编等的出版。其中,《鲁迅全集》(1981,2005)在文献搜集的全面性、注释的详尽性、操作的规范性等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虽以“资料”为名,但主要是依循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诸多原则,对现代文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及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逐一进行了剥索,可说是最早对现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讨论的著作。而包括《〈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5种汇校类著作的出版,则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
　　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学科的危机抑或精神的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从史料工作做起——兼谈“文学史料研究专栏”创办的意义

通过具体分析与鲁迅、郭沫若、高长虹有关的史料情况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为了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史料工作必须先行,并且应以全新的眼光系统整理现代文学资料.在繁荣学术、引领和推动学术创新等方面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学术期刊,应该在这方面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的"文学史料研究专栏"的创办,进一步预示着史料工作的春天即将来临,也预示着人们正在走向一条能够写出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吏的道路.     

回到根本--新文学研究的新视角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文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重新审视新文学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文学中的当代生活--以《上海文学》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沉潜考索之功，理性思辨之作——评赵逵夫先生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

由赵逵夫先生主撰，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编撰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先秦文学编年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建立在对原始资料大规模的挖掘、整理、钩沉和辑佚的基础上，博采新论，辨惑释疑，廓清事实，辨明真伪。作为文学编年史，其具有“史”的特征，试图在时问的点上，来寻求各种史料的相关意义。而作为文学史的另一种书写形式，其借助以年纪事的方式和体例，在丰富的史料中呈现出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凸显出文学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权威性。这是一部开拓与开创兼备、创新与总结并举的著作，是一部填补先秦文学编年史空白而又集先秦文学研究之大成的著作。     

张舜徽先生历史文献学成就述要

张舜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探索 ,是从推究“校雠”本义开始的。他强调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相互联系 ,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为其共同目标。并循此思路 ,论述古代典籍产生与流传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和渊源流别。在晚年建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时 ,他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具有前瞻性。他还身体力行 ,写下若干文献研究佳作     

关于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

文学史概念有“原始形态文学史”与“知识形态文学史”之分；所谓“文学史观念”，系指后者在处理前者时所确立的一种基本的文化理念、思路、视角或方法等，其中涉及到对前者的内容的倾向性认识，则可视之为“文学史次观念”。次观念之一的“风貌文学史”观念，当是对知识形态文学史的学术文化目标的基本定位；另一更具方法论色彩的次观念即“比例尺意识”，则有助于把握一种评判原始形态文学史现象的价值标准的分寸感。这两者均建立在“计量史学”的原理上，所以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撮要

2004年 10月 13日—16日,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洛阳两地隆重召开。来自全国 30多个高校、科研机构的 70余名学者,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文献的版本汇校、辨伪辑佚,文献发掘与文学史的叙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坦诚的研讨和对话。一、关于文献发掘、整理与研究方法学者们从不同研究对象出发,指出了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中的某些薄弱环节,以及各自在文献研究中的新发现。黄修己 (中山大学 )对史料派和史论派…     

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断想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走向成熟”的说法提出质疑。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经过充分学术研究与学理论证的基础上,至今仍缺乏学科规范的完整性与学术研究的自觉性。衡量“现代文学”学科是否走向成熟,标志之一是所选取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是否具有科学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与文学史的多维结构和本来面貌是否相吻合;标志之二是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队伍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意识、自由的学术心态、自主的学术追求和个性化的学术品格;标志之三是进入９０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分化中形成的学术本位派所研究的成果呈现出真正的“学术史”或“学术至上”的趋向,也许这是判断该学科是否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80年代的解放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革。90年代平静了下来,开始追求独立的学术品格,要求遵循学术规范。研究内容从政治向文化大规模位移,给现代文学作文化的定位,内在外在批评同受重视,拓展边缘课题,提出新的理论视角．“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本学科学术史的创建——这些方面的成绩说明现代文学研究,开始了从“学以致用”向着“分析整理”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随着 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国内近 2 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人们普遍感觉到 ,现代文学研究在 80年代形成的许多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思路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今天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学科的“当代性” ?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和丰富自己的分析方法 ?如何在发展学术规范的同时保持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 ?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如何将历史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学术界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分歧和新的共识。本刊在上海大学 2 0 0 1年 1 1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地触及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