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也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桥梁。坚持党的领导,是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创造依法执政的条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排除“人治”的因素,逐步建立起真正的切实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执政——我党执政方式法治化的新探索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这是我党执政方式的重大改革，标志着我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向前迈进一大步。实现依法执政是全党的一项新任务。必须把握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努力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依法执政的法理思考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是适应我党党情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依法执政的实现方式和途径,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内容,规范党依法执政的行为,严格执法,带头守法,加强监督,实现党依法执政。     

论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与党的先进性建设

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执政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统一。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转变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根本要求。     

试论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党必须做到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要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执政地位,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执政方式。     

论依法执政的宪法含义

"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发展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在奉行法治的国家,依法执政既是"依法治国"这一宪法规范的延伸与发展,也是法治国家的一种宪法惯例与宪法习惯。依法执政还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它确立了一种新的宪法关系与宪政制度。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存在的问题及路径选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协调统一,而这三者的协调统一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坚持依法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是从制度和法律上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大举措。然而,在依法执政中存在的问题,影响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对策,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邓小平执政思想探析

邓小平执政思想包括执政为民、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核心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其中,执政为民是其逻辑起点,它解决了我党执政的出发点、根本动力和评价标准等基本问题;民主执政是其政治关怀,它解决了我党执政的政治导向、政治任务和政治保障等问题;依法执政是其法治精髓,它解决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党执政方式转变的思想前提和根本途径等基本问题。     

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探析

从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现如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依法治国的理念逐渐的深入贯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面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加强我党执政的科学性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就是转变我党执政方式的重要抉择,深入落实和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加强我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三层需求规律"与"三层模式"探讨

文章提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市场需求规律、教学需求规律和价值需求规律等三层特殊规律,并相应地探讨目标模式、教学模式和运行模式等三层教育模式.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论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

依法治国指的是依法而治 ,而法治则是指法的统治。依法治国强调法制完备和法律服从 ,法治的要素则包括法律的善良性原则、政府权力的限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要实现由依法治国向实质法治的转变必须实行有限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法治文化和加强法治教育     

"商法公法化"之不合理性分析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 ,因其中的公法性内容而被诸多学者认为已经公法化。本文通过对商法历史地分析 ,发现商法自其诞生之日便打上了公法的烙印 ,公法性内容并非现代商法所独有。公法性内容的作用、地位是从属性的 ,是为商法服务的。笼统地认为商法已经公法化是不恰当的。商法中的公法性内容 ,应从实质意义上和形式意义上分别审视 ,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具有公法性 ,但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却是私法无疑。     

“价值”与“事实”的区分——从分析法学视角

有关事实的命题是回答"是"与"不是";有关价值的命题是回答"应当"与"不应当".从分析法学的视角看,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法学的发展史证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批判自然法学的理论出发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独立存在的依据;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法律应该得到遵守和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     

“恶法亦法”命题的两面性分析

基于简单化理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与自然法相比,法律实证主义关注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前者关注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定义问题,而后者关注的是法的实效层面的对策、策略问题。通过对“恶法非法”及与之关联的“恶法亦法”命题的分析,指出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都具有两面性,二者的差别应当在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上理解,而不应简单理解为本体论上的对立。就此来说,法律实证主义的考虑可能更为周全、稳妥。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传统法律规避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以及其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使得该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再符合现代法律制度的要求。对法律规避制度予以适当限制并将其纳入法律选择的领域是符合社会法律制度发展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