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学风建设,培养四有人才

为了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高校教改实践中,培养和树立优良的学风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学校办成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就必须经过艰苦努力,培养和树立起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一年来,我们在积极开展教育改革的同时,抓紧进行了学风建设,促使全校范围内的学风有了明显好转,保证了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促使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借鉴北美高等教育经验深化我国高校教学改革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国高校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办学理念、体制、内容和方法,培养出适应这种竞争需要的创新人才.为此我们要以创新精神为主导,树立现代教育的办学理念,做到拥有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作为首要目标;拓宽基础,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重视实验和实践教学环节.以务实作风推动教学改革,强化和拓宽大学的基础教育;重视教学现代化建设;构建严谨务实的教学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对教学改革的启示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不仅推动了高校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锻炼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培养他们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团结合作的团队协作精神 ,是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大学生厌学现象探析及对策

学风是学生群体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包括正确的学习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创新的精神、浓厚的学习空气和浓郁的文化环境.通过对大学生厌学现象的调查研究,分析形成原因,提出防治大学生厌学的对策.     

对教学学术性与学生学术实践的追求——美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策略

美国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术性追求及其学术实践的强调,坚持教学与科研实践的高标准、严要求。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重视教学的学术性,确立高成就感的教学目标,实施"核心课程"计划,确保教学为学生提供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强调严谨的教风与学风;其二,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强调学生参与学术实践。通过教学和科研,养成学生强烈的学术意识、学术精神和学术能力,从而培养出创新拔尖人才。     

新时期研究生综合素质提高的思考

结合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的实践与体会,论述了从学术道德、严谨学风、学术交流、科研兴趣、创新能力等方面加强对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提高的作用。     

学养丰厚 情志高洁——深切怀念著名语言大师丁声树

著名语言学泰斗丁声树，河南邓州人。他学养丰厚，学力高深，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被学界誉为“高风亮节、谦逊勤勉”的语言学大师。丁声树生前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事业，但不署名、不取分文稿酬。     

加强学风建设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

新形势下高校学风建设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加强学风建设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对推进创新教育、培植优良学风的探索与实践,探讨了加强学风建设、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对策。     

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大学生成长团队”实践

成立学习合作小组是近年来高等学校加强学风建设的主要措施之一.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以合作学习小组为组织基础,结合大学生实际工作提出“大学生成长团队”概念,旨在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学习能力.“大学生成长团队”在培养大学生学习方面具有全员、自主、创新学习能力方面的特点,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实践证明,“大学生成长团队”能够提高大学生学习成绩,促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     

论高水平历史学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关于史学基地班教学的若干思考

历史学基地建设的目标是高水平历史学人才的培养。高水平的历史学人才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历史学人才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功底及良好的理论素养、科学的批判意识。培养历史学人才创新能力必须培养刻苦、严谨的学风 ,必须给学生以自由学习的空间 ,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 ,必须强化外语能力的培养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     

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联动发展:模式、对象与路径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发展始终是旅游区域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依据聚集经济的观点,旅游资源聚集和市场聚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源和市场聚集的特殊聚集方式.对比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差异特征,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应该以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与市场聚集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该基于本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特点分为两个层级的市场,由于两个层级市场的消费主体不同而实现区域之间的利益分享目标.同时,新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加关注的市场消费主导对象是散客旅游者,而不是团队旅游者,这是世界旅游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此模式实现京津冀地区旅游联动发展应有相关政策的支持.     

道德·伦理·市场与诗

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问题 ,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和元伦理学派虽然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假定中推导不出“守道德是理性的” ,但他们却否定不了维特根斯坦所认为的那“不可言说”的伦理之存在。牟宗三说 :“穷知见德” ,说明了那不可言说的道德深而可见。道德是既内在于人的“行” (包括“言”)之中、又显现于人的“行”之外的人的此在品格 ,因而是人“行”中的实存 ,“言”中的含蕴。从语言哲学来看道德哲学 ,就会发现 ,人的语言 (如许诺 )有约束力 ,就在于在最深的层面上 ,人作为人有遵从 (康德哲学的 )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因而语言哲学和道德哲学实际上是一根滕上的两只瓜。人遵从实践理性和语言许诺的定言命令 ,即为内在于市场“外在规则” (如法律、产权和契约等等 )之中的“内在规则”。这“内在规则” ,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和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