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治国过程中的道德重建

中国的法治进程将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 ,其中有社会政治经济的“先天”不足 ,也有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阻碍。重构社会伦理构架 ,即坚持群体道德优先、注重官德重于民德、建立道德回报机制、规范伦理制度 ,以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是我们必须认真探讨的紧迫课题。     

官德建设的儒学理路

改善道德必须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 ,否则就是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充分发掘儒家伦理中具有现代价值的伦理资源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和创造性转换 ,服务于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官德建设 ,是我们不该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 ,依托儒家博大精深的伦理道德观念 ,走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官德建设路子 ,整合我国正在进行的官德建设 ,无疑是一种理想而实际的选择     

浅议公共管理之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和价值观

市民社会及其理论的兴起促进了行政伦理的价值转向,主要体现为由传统的单纯追求行政人员的个体官德向现代行政伦理的两维转向.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价值观是促进行政伦理符合转型社会的客观要求,规范行政管理实践,实现行政管理制度合理性的前提.可以这么说,行政伦理的价值观是行政伦理建设的道德标准,而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则是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社会要求.如何准确把握行政伦理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行政伦理的社会基础,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理念的创新,更影响到行政秩序的维系和完善.     

简论道德建设中的官德建设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引导整个道德建设的方向，官德是社会公共道德的榜样，是道德进步的重要保障。我国当代官德建设存在一些问题，要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牢固确立先进的道德意识、健全制约权力的法规和相应的执法机构和加强党政干部的自身修养来努力搞好官德建设。     

论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官德”建设又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关键。“官德”建设在全社会具有示范作用,加强“官德”建设,必须建构一套与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干部道德规范,对干部进行深入的道德教育,同时要建立干部道德监督机制。     

儒学官德与政治文明

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注重道德操守、人格修养,评价官吏注重官德政绩、勤政廉洁。要求做官为吏者必须严守官吏道德,清正爱民,勤政为民,廉而不贪。因为只有践行官德的人为官,才能有政绩。儒学的官德论,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亦是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体现。在当前研究儒学官德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霍桑小说中伦理道德悲剧成因分析——以《红字》为例

霍桑的小说大多主要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着重探讨社会道德和罪恶的问题。作者通过其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清教社会的宗教伦理观,抨击了清教社会伦理观对性爱、婚姻的严厉惩罚。霍桑的作品中包含了许多伦理因素。本文以《红字》为例,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小说中悲剧人物的伦理身份及复杂的伦理关系的分析,解读霍桑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成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霍桑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发生在清教社会伦理背景下,悲剧人物改变各自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伦理身份,违背了清教社会宗教伦理道德标准是悲剧的成因。     

人权与国际伦理：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探究

人权为国际伦理确立价值基准。人权价值和人权理念使国际伦理的规范性角色得到日益强化的认可,使个体成为国际伦理的道德主体并获得独立的国际人格,国际伦理因人权伦理的普遍性而被赋予正当性内涵。作为人权价值及其普遍性体现之一的人权国际化,面临不干预原则与人权原则之间的张力、国际伦理认知差异导致的人权伦理冲突以及道德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非对称性等伦理挑战。对于上述问题,世界主义人权伦理不认同对国际社会的“黑格尔伦理”认知,强调其“康德伦理”判断,论证作为无差别的存在者的个体不应该面对差别化的道德地位和人权境遇,诉求每位个体拥有复合式的公民身份和完整的人权保护机制。     

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伦理维度

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说明了传统的强调道德教育的道德建设路径有一定的局限性。制度伦理的提出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制度伦理有两方面含义:制度的道德性和道德的制度化。两者有密切的联系。制度伦理是道德建设的有益方向。制度伦理的第一层含义,启发我们进行道德建设时,必须审视现存制度的伦理基础。制度伦理的第二层含义,启发我们实施道德建设时,可以将道德加以制度化。道德的制度化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我们为什么要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所遭遇的道德的恐慌与焦虑不仅根源于契约伦理精神架构中的伦理普遍性危机和道德独立性困境,而且涉及伦理精神之间的冲突,即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遗留的纲常伦理和发端于西方近代启蒙的契约伦理之间的冲突。人类社会呈现为伦理和治理的一体两面性,当前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治理模式和伦理精神都面临着重建的时代任务,从伦理路径建设服务型政府符合伦理重建的切题性要求。从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以往经验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建构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伦理,实现基于合作伦理来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自觉。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建设的反思

制度伦理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具有一致性。制度伦理的提出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因此,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当前干部队伍官德建设研究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官德体现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关乎党的执政风气,影响党的执政效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最为紧迫的是要搞好官德建设。官德建设,一靠自律,二靠纪律,三靠法律。新时期,我国可以通过端正用人导向、提高干部道德自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官德建设。     

论基层党员的行政伦理教育

基层党员是我们党员队伍中占比例最大的成分，对全体基层党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从现实和长远看，都具有很大意义。这种行政伦理教育应该包括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外国官德建设经验、中国现代行政道德系统知识三部分内容。对基层党员进行行政伦理教育可以采用建立专职或兼职教育机构、基层党员自学、支部集体学习、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     

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伦理制度的必要性及具体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建设与道德伦理的联系日益密切,道德伦理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道德伦理制度能把人的自利行为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有效地约束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因此,我们应坚持公正性、普遍性、历史性等基本原则,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加强道德伦理建设,建立信用制度,强化法律保障,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伦理制度保障。     

道德常识何以可能?——摩尔常识观的启示

常识的匮乏意味着社会道德知识的异化.基于知识分子身份异化导致的世俗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冲突,是当代伦理知识异化的主要表现.摩尔"捍卫常识"的伦理知识观及对传统伦理学规范化倾向的批判,表明了伦理学知识合法性的一种知识社会学标准.理性的尊重道德常识这一立场,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确立了一种参考.     

党政干部的政治伦理规范

各级各类党政干部从事的是一种有很强政治性的特殊职业。这种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们既要模范地遵守所在行业的职业道德，又要遵守从政道德即“官德”。党政干部的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干部队伍的道德状况是一面镜子，群众往往通过这面镜子审视党的性质，审视社会制度的优劣，审视政府的好坏和干部的好坏。干部队伍道德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能否很好地维护党和政府的道德信誉，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加强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还是反腐倡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重要…     

儒家君子的伦理性特质论析

基于泛伦理主义,儒家所构想的君子呈现出伦理性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君子本质凸显伦理理性。儒家赋予君子更多优秀道德品质内涵,使之由侧重于表示身份、地位的称谓转化成为侧重于道德理想人格范式的称谓,并具有德性伦理与德行伦理的二重意蕴。二是君子致力于追求道德价值。儒家思想中的君子体现了对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愿望,不仅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人生态度和厚德载物的博大宽容道德情怀,还彰显了重道与积德的道德至上精神品格。三是君子讲究道德理想。在儒家看来,一个有德有位的君子为人处世、治国理政要坚持善政以使民众向善、为善,要通过自己的道德示范作用对"有道社会"和"善治社会"进行建构。四是君子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儒家要求君子注重个人的自我道德修为,注重好学、修身、重行和改过,以此提高道德品质与道德境界。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廉政文化建设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扬弃,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八荣八耻”集中体现了党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公民应该恪守的道德底线。党的干部不仅要自觉遵守社会道德的底线,更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良好的官德、政德来推动整个社会道德的进步,促进新型廉政文化建设。     

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的“德性”与“规范”

探讨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的德性和规范,应当从社会转型期出发,着眼于旧道德的消亡与新道德的产生,探讨经济伦理、政治伦理、文化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的内涵、思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建设,确立经济伦理道德,政治伦理道德,文化伦理道德,社会伦理道德,生态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取向,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把“五个文明”建设搞好,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水准提高了,才能用新道德取代旧道德,才能用新道德规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道德和文明水准才能得以真正的提升。     

从制度伦理视阈审视德性伦理之意义——兼论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之含义

罗尔斯"自由优先于德性"的论题反映了在制度化趋势空前加强的现代社会,制度伦理研究已成为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移.在道德建设实践中,由于德性伦理自身的优势,德性伦理在地位上高于制度伦理,但由于制度伦理的基础性,制度伦理在程序上又要先于德性伦理.在处理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础上,需要培育和塑造具有完全道德意义的德性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