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     

新时期藏族文学创作中的乌托邦倾向

新时期国家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变化,宗教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而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那里,宗教成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新的家园,宗教的乌托邦精神开始影响到文学创作。宗教乌托邦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俗苦难的感知;一是对超世俗的神性世界的向往。在他们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中,神性的力量显示出无上的权威,人因为皈依宗教而显示出神性的完美人格,而人的生存也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完美。     

论魔幻小说中的“双重世界”叙事艺术——以《哈里·波特》为例

本文从时空结构和叙述方式两个方面分析了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系列魔幻小说《哈利.波特》中的"双重世界"叙事艺术风格。小说叙述时空由魔幻世界(巫师世界)和现实世界(麻瓜世界)两个层面组成,在现实与魔幻时空建立了隐喻与象征的叙述关系。在叙述方式上,从魔幻世界的叙事原型和规则两个视角,来解构魔幻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里的魔幻与现实的"双重世界"叙事艺术风格、隐喻与象征相结合和的叙事方式,对疏缓现代人疲惫的心灵、重构人的精神家园具有积极的意义。     

刍议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化”视阈下的东方文化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文化是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它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吸纳来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中国、俄国的文化发展问题时,是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化"视阈下考察的,他们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与文化的促进,而东方国家的革命是推动世界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条件。     

从个人哀痛走向公共伤怀——论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艺术上的拓展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具有双重突围的效果。在文本之内,主人公突破了私人庭院的限制,在旅途之中将丧夫之痛融入到矿区小镇这一开阔空间中的公共伤痛之中,增强了情感的批判力量;在文本之外,迟子建突破了近些年来＂女性文学＂的私人化、身体化写作倾向,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更具活力的公共性内涵。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使得这两种突围具有了一种相互阐释、彼此促生的关系。但这双重突围还不彻底,作品在艺术上的许多断裂之处与此相关。     

为天使缝缝翅膀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掉在地上的天使,他们来到地上,那是因为他们的翅膀断了。在他还没有忘记天空的时候,他一直都想要寻找到为他缝补翅膀的人。这就需要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再嘲笑孩子的青涩、唐突、莽撞,我们更应该包容他们，爱他们，鼓励他们缝起翅膀，重新记起天空。”——题记     

“被”字句超常搭配的零度与偏离

近来现代汉语＂被字句出现了诸如＂被就业＂等超越语法规则的搭配,而且异常活跃。这种超常搭配是对＂被＂字句零度形式的偏离,在＂语言世界＂里它违反了语法规则,但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里它却拥有存在的充分条件,它的谓语对＂被＂字句谓语的零度形式做了最大限度的偏离,是极富语用价值的正偏离。这种新＂被＂字句的零度与偏离、显性与潜性互为条件并相互转化。     

论叙事交流的语义真值

在叙事交流中,任何一名读者都不可能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没有语义真值的叙事文本,这是叙事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从可能世界的通达性理论来看,叙事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可以依据现实世界得到求证,但更多的是依据叙事文本内虚构世界的内在逻辑性进行判断。虚构世界语义的"内指性"特点赋予了作者充分的创作自由,他们可以尽情地营构叙事文本中的故事与世界。叙事文本中事态的语义为真,是相对于其所处的虚构世界而言。处于不同叙述层中的事态,即使是"否叙述",它的语义在其所处叙述层的虚构世界中依然为真。叙事虚构世界的文本内真实性使得叙事得以在文本中建构出由不同风景和音景组成的可能世界。读者徜徉其中,听声看景,感受虚构世界的丰富多彩。     

墨子的核心思想及其世界性意义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救世方案的核心思想。＂兼相爱＂是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体,＂交相利＂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体。爱与利是相互通约的,＂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交相利＂是＂兼相爱＂的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对建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兼相爱＂——和谐世界的道德基础,＂交相利＂——和谐世界的现实目的,＂天下之利＂——和谐世界的未来趋向。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论叙述视角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

现实世界在本体论上和内容上是完整的,而叙事虚构世界是不完整的.在叙事中,故事可以无限地延展,但因为文本的限制,叙述者只能选择一定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这必定会造成叙事中虚构世界的不完整.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选择叙述什么,选择不叙述什么,都与叙述者的伦理取位紧密相关.影响虚构世界的不完整性的因素除了文本本身的边界之外,还有文本残缺、文类规则、作者风格、美学追求、文化特点等因素.以上这些因素,除了文本残缺之外,都与叙述视角有关,并且能够折射出不同叙述视角所蕴含的伦理价值及其意义.     

翻译的“两个世界”及其对汉诗英译的启示

基于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中关于＂两个世界＂的观点,本文尝试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文进行对比,认为要保证译文的质量,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关于翻译的＂两个世界＂的讨论引起了关于翻译实践活动更深层次的思考,也为翻译的更深入研究带来了较大的启示。     

《呼兰河传》的文人自觉与功能实现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最能体现萧红文人自觉的一部作品。作者以独特的散文化艺术风格和充满女性关怀的视角,以＂寂寞独语＂的叙述方式,勾画了松花江岸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以及那里人们的愚昧麻木的生活,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喊。整部作品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着的小河,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暗涌着情绪。《呼兰河传》有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其＂散文化＂和＂诗化＂的叙事特征,造成了小说语言的陌生化,也造成了故事当中的许多＂空白点＂,激发了读者阅读与探究的兴趣。另外,《呼兰河传》里还充斥着反讽的叙事特征,使小说以一种＂含泪带笑＂的方式来完成国民性的批判,以此实现作者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论第三代诗歌的崇高美

将＂反崇高＂认定为第三代诗歌的主要特征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在第三代诗人以冷抒情的笔调对世俗生活的描写和他们极具个性化的生命意识里,同样包含有他们对历史、现实、人性深刻的思考,仍然洋溢着忧患意识与拯救意识相交织的崇高。这种崇高包孕在壮美图景的描绘、＂凡俗＂生活的展示、神性写作的坚守中,体现在对刚毅人格的阐扬、对不幸生命的悲悯、对永恒精神的仰望。     

艺术何以可能?

艺术社会学的通常研究试图处理＂艺术是什么＂的哲学命题。由于过分强调审美的时代和社会条件,常常招致＂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①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将问题视角转向＂艺术何以可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将艺术视为集体行动,研究多方参与者构成的不同＂艺术世界＂,并尝试以＂常规＂作为中心概念来分析艺术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社会互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82出版的《艺术世界》。以两个核心概念为线索,本文结合包括音乐、绘画、雕塑、电影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现象评述了《艺术世界》和贝克尔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并对他拓展一般社会学行动理论的努力进行了讨论。     

论赛珍珠的文化选择

在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里成长起来的赛珍珠,既能感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差异,也能在异质文化碰撞中获得超越性视界。她所期待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景观,希望东西方在文化碰撞中相互增进了解和促进发展。这种认知在文化霸权扩张的今天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从赛珍珠一系列＂中国叙事＂的作品分析入手,体察赛珍珠对于文化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内在化童心叙事里的多维意蕴--读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

薛涛的小说《满山打鬼子》采用了内在化的童心叙述方式,叙事者营造了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现实与想象相互交融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童声化地再现了“满山”从一个东北小男子汉成长为抗日小英雄的过程,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作者无尽的乡土之爱和对东北人民的阳刚性格以及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的赞美。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还表现出了超越历史界限的人道主义情怀。     

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

叙事无论是建筑在虚构还是建筑在对事实的＂照本宣科＂的基础上,都有一个开端、发展和结局,因而都显示一定的意义。透过讲故事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对事件的主观解释按其对故事角色义务、责任的理解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中国古代小说的绝大部分属于前者,起源甚早的自然论世界观融合中古时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念,形成了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对事件因果式的叙述既是简单化、概念化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也逃避了写作的责任。     

英美海洋小说中的人类生存困境

文章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视角出发,依据＂周围世界＂＂共在世界＂与＂自身世界＂的三重结构世界理论,对英美海洋小说中的人类生存困境进行分类与梳理。认为随时代的发展,作品对生存困境的探索逐渐深化,由探索人与物的关系,演变为探索人与物、人与人的双重关系;之后发生质的飞跃,由生存探索进入存在探索,着力于探索超脱于物与人的虚无,进而寻求虚无与现实的结合点,对依然身处困境的当代人的生存探索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鲁迅小说中“我”的不同作用管窥启蒙者的爱与痛

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可以分为故事中的＂我＂、讲故事的＂我＂以及隐含作者的＂我＂这三种情况。它们往往是交织作用在文本中,以限制视角观照自我或他者的故事。当叙述人的叙述和作者在价值、思想观念方面发生冲突或分歧时,文本中就存在隐含的作者。鲁迅小说中的＂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人称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其背后所浸透的是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的忧国忧民的爱与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