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玉台新咏序》

本文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是一篇标准的“序作者之意”的序文,并无不可信之处。认真解读序文,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玉台新咏》一书的这些情况:《玉台新咏》是一部“撰妇人事”“以给后宫”的女性读物,属《隋志》著录的南朝编撰的诸多备后宫讽览的《妇人集》者流。撰者徐陵的编撰意图是希望这部诗集“可代彼萱苏”,使“寂寞多闲”的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聊同弃日。”这部诗集之所以形成了专录艳歌的特征,一方面如撰者所言,主要是因后宫“惟属意于新诗”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则是禀承了南朝诸多《妇人集》“撰妇人事”的传统。如此,自唐至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及编撰情况的种种不合于序的说法就应该得到修正。     

宫体视阈之外的《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常被认为是一部宫体诗的专集,实际上,《玉台新咏》中还有很多不以宫体为趣味的诗作,从反映现实的角度可将这些诗作分为三类：表现社会生活的、表现家庭生活的、表现爱情婚姻生活的。此外,《玉台新咏》中被后代视为宫体诗的作品,即主要是以女性为吟咏对象的诗作和以咏物来展示艳情的诗作,也不能全部归入宫体。     

《玉台新咏》与乐府诗

研究《玉台新咏》时，《玉台新咏》与乐府诗的关系是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步武《玉台新咏》的《玉台后集》为切入点，研读《玉台新咏》序文，考察齐、梁、陈、隋、唐等朝乐府职能，进而从文艺理论和历史事实诸方面了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的背景，通过统计其中八类乐府诗的数量，总结出选择、删定这些乐府歌辞的标准，说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既是为宫体诗张目，又以乐府诗为掩饰，体例基本统一，意图较为明确。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     

《玉台新咏》是张丽华所“撰录”吗？——从文献学角度看《（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

《<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的文献学考察有待商榷。在讨论历代目录著作对《玉台新咏》的著录时,间接或直接回避《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接从南宋说起,而其所列出的三条分别出自《玉台后集》、《沧浪诗话》、《后村诗话》的旁证也都存在明确的反证。在版本考察中,“嘉本”《新唐书.艺文志》“缺页”不实,对《大唐新语》有关《玉台新咏》记载的轻易否定有漏洞,引证的“宋袁州刊本”《郡斋读书志》乃明代影刻本。在考据方法及材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其在文献考辨基础上得出的《玉台新咏》撰录者非徐陵而可能为张丽华的结论难于成立。     

《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通过对新、旧《唐书》等史志目录关于《玉台新咏》撰人的著录,《陈书》等史书和诗文中徐陵与陈后主、张丽华关系的记述,南朝对于名和字的称呼惯例等问题的辨析,本文进一步展开了对2004年开始的关于《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的考察。     

西方对我国古情诗中女性的新认识

英国汉学家柏丽尔认为，从《诗经》到《玉台新咏》，中国的古情诗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突出了女性在情诗中的地位。而《玉台新咏》的编者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权主义者”、“女性至上论者”，他认为不少优秀的古情诗是歌颂女性的。同时，柏丽尔还专门分析了诗集中几位女诗人诗作的特色     

浅析《玉台新咏》中的典故及其运用

《玉台新咏》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典故密集的诗歌总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玉台新咏》用典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以及某些典故使用频率之高,而我们可以从典故的形式、发展历程和语境三方面来分析。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自明代较为广泛流传,其历代序跋多从正面论述<玉台新咏>的价值,人们把<玉台新咏>与<文选>做出比较,讨论<玉台新咏>是否"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又多肯定<玉台新咏>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对<玉台新咏>作品做出印象式、形象式评价.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制度约束与东西部农村差距的成因

制度曾被以科斯(Kose)、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证明了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制度极为重要,有了制度,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轨迹探讨改革以来东西部农村发展差距的制度成因,并提出缩小其差距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