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价值与境界：论中国哲学中“情”的内涵

“情”是中国哲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西方哲学侧重形而上的理论追求不同，中国哲学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的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情感则是其基本的属性。因此，“情”理应成为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情感问题，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传统中国哲学对于情感的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探讨，涉及情感的本源、发生、内涵以及意义、价值等诸多方面。主要从基本的中国哲学文献出发，试图对“情”所具有的哲学意蕴做一个概观性的把握，认为“情”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内涵包括本体义、价值义和境界义三个方面。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论玉皇文化的起源、结构与功能

“玉皇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丛。从其起源、结构与功能看 ,它的发展经历了魏晋以前的准备期、宋代以前的滥觞期、宋代至近代的繁盛期和当代重组期。它的结构主要有内隐的信仰系统和外显的表象系统两大部分。玉皇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功能 ,主要是寄托宗教情感、整合信仰体系和积淀文化成果。它在整合中国神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化诉求的思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了以经济体制为主的改革并取得巨大成效之后,在新时期进入了以社会建构和文化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推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时代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社会指导思想的基础,在新时期为适应理论、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日益凸显出文化诉求。以多种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诉求,有助于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理论,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路。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关键词”研究给予中国的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源于对长期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纠偏、对＂大众＂文化的历史考察和积极意义的充分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定义,提出了＂文化即社会生活＂的开放式理念,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其文化＂关键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学界及出版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持续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创造与再创造--论诺·弗莱的精英文化理论

弗莱的精英文化观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F.R.利维斯(F.R.Leav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文化学说具有一致性,将文化看做一种理想的力量.弗莱在强调文化的继承性的同时,强调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面对当代文化矛盾,弗莱提倡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的非中心化,反对文化后殖民.     

论王船山的文化哲学思想

王船山哲学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有助于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王船山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君子精神,核心内容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思想灵魂是文化开新。每一个文化人都应当树立君子精神,通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推动文化开新。     

面向文化哲学本身：从何谓到何为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显学,但对于何谓文化哲学以及文化哲学何为的问题,在学术界仍存在模糊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将文化哲学的慧目,面向文化哲学本身。透视文化哲学的理论视野,掌握文化哲学的前沿问题,揭示文化哲学的人文意义,进而加深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认识,这是通向文化哲学门庭的必经之路。文化哲学开辟了文化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新纪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样态。文化哲学所提倡的整体性视角,所从事的文化的批判,以及所蕴涵的人性的光辉,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伴随人类文化实践的深入展开,文化哲学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必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情性本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质的理解

情性本位,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影响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哲学———儒学———之性情形而上学的形成。这种文化逐渐流转为一种同崇尚精神、理性的印度文化、希罗文化不同的情性本位的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后现代对理性的反思,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情性文化和儒家的性情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中国古代情感本体的生成及其哲学基础

情感作为重要的人性内容,在先秦有一自觉的过程,自觉后的情感在魏晋和晚明的崇情思潮中被赋予了本体性内涵。情感上升为哲学本体,这是唯中国古代所独有的文化现象,“感之为道”的哲学认识为情感本体的生成提供了哲学基础。李泽厚先生曾据传统文化提出情感本体,来弥补工具本体的缺陷,可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实,情感本体的产生像工具本体一样,是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中的,并非个人号召而起的文化行为。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实证语义指涉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夺取、领导权和分权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领导权的限度。尤其是后者,对于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夺取一定的领导权,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作为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突出个案,威廉斯的领导权理论彰显出权力视角的理论优势,以及充分揭示文化场域权力关系的意义。文化研究语境中,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具有范式性,它深化和推进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昭示着范式融合的必然性。     

中国园林动物象征意义初论

通过园林动物的具体形象以寓意的形式表达某一特定意义是中国园林动物独特而传统的写意手法。园林动物象征性是在中国古代得天独厚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长期作用下,吸收各民族动物文化之精华形成的。主要表达手法是采取自然动物和文化动物与其他园林要素融合,点题寓意,寄托品德情操,人生哲理,生活情趣和理想追求。研究园林动物象征性不仅可以丰富园林文化艺术,而且对增强爱国理念,正教化、兴人伦,移风易俗,培育和谐人文环境等有重要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