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和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全国七省十三市（区）的调查数据,在个人、家庭、工作及地区变量之外,从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两个层面探讨流动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Logit模型结果表明：换工次数和打工城市数量对参保意愿、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是否跨省流动既降低了参保意愿也降低参保参与;在企业或在本地打工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保。说明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会直接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流动距离远近、城市停留时间长短更为重要。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分析

中部地区具有省内就近打工的农民工比例较高、城市购房的意愿较高、房价较低、农民工城市购房的可承受能力较高的特点,有推进中部地区农民工城市购房和市民化的物质和意愿基础.利用中部地区279份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素质、是否全家外出打工、就业稳定性、对收入满意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据此,提出了主要包括向农民工开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解决农民工贷款难问题、以开发区产城一体化为路径促进农民工城市购房、增加适应农民工特征的住房供给等建议.     

农民工犯罪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0省份调查数据,在推导出农民工犯罪倾向理论模型基础上,分析农民工服刑人员和不涉罪普通农民工之间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行为特征三个维度上变量的总体和内部差异。研究发现：（1）男性、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低、家庭收入少、母亲受教育水平低、兄弟姐妹个数多、失业严重、曾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农民工犯罪倾向高;（2）社会保险状况和犯罪被发现可能性影响不涉罪农民工犯罪倾向;（3）家庭成员犯罪史和刑罚打击力度影响服刑人员农民工犯罪倾向。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以465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自编农民工城市适应问卷,考查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结果如下:(1)城市适应包含7个因素:融入感、人际关系、个人期望、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及生活习惯,这7个因素对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具有不同背景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存在以下显著差异:男性农民工在个人准备上高于女性;年龄大的和已婚农民工,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向往程度、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等方面高于年龄小的和未婚的;有多次打工经验的在个人期望、人际关系、个人准备上高于第一次打工的;打工时间长的在个人准备、语言适应、生活习惯上高于时间短的;收入高的农民工在人际关系、融入感、个人准备上得分高,生活习惯上得分低。     

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北京、天津和武汉3地357份问卷调查资料,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有待提高;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外出打工人数、收入水平、打工居住条件、对居住条件现状满意度和房价预期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购房意愿。     

助推还是羁绊：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化解“半城镇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发达地区在推进“人口城镇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以江苏省为例,通过2019年在江苏省13个地市开展的调查,基于2 129份问卷探讨了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强烈,但户口迁入意愿不高。宅基地财产性收益现值越高,越有助于农民工选择留城和将户口迁入城市;宅基地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入意愿越低,表明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不可忽视。此外,宅基地财产性收益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差异化影响。研究结论意味着可变现的宅基地财产性收益会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而预期宅基地被征用时能获得补偿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羁绊。提出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应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和鼓励农房交易,让农民工带着财产进城;另一方面需加快出台宅基地有偿退出政策,防止宅基地问题悬而不决迟滞中国城镇化进程。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基模的分析

基于江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调查的信息,采用系统基模方法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外部宏观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三大因素。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呈"U型"关系,受教育与掌握技能程度、个人与家族的人脉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推进作用,但融资困难与创办企业困难又会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微观环境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正待遇、家乡的发展环境改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基于辽宁5市县的调查

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打工城市”、“家乡中小城市(地、县两级城市)”、“农村老家”成为其主要的定居去向,“离家乡远近”、“安居、乐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结合地级及以上城市特征数据，以义务教育阶段子女随迁作为义务教育可及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可及性显著促进了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社会融入是义务教育可及性影响农民工居留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在有小学阶段子女、低学历和跨省流动农民工群体中更大；相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义务教育可及性对在大城市居留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的实证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要想在城市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增强教育需求。以常州市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状况,并提出应对相关教育需求问题的对策。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日渐发展壮大,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身份不被城市接纳和对乡村的不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自主创业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的结构维度,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创业动机,经济性动机、社会性动机和成就性动机往往交织在一起,并随打工经历、经验积累和能力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方向性。据此提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创造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环境的政策建议。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通过婚姻市场要价这一"倒逼"的基本路径,从父辈手中索取资源进行结婚、买房,实现小家庭在城镇的立足,并依托父辈的隔代抚养和其他后续资助完成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对于第二代农民工的父辈来说,"续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们仍然恪守责任伦理,村庄经济分化所衍生的社会性面子竞争则形塑了村民"虚胖"的生活逻辑,以保证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续与生活的体面和尊严,避免沦为社会的底层。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回流还是流出:代际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比较实证研究

基于代际视角,以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决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创业资源、性别、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数、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而影响新生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距乡距离、村经济水平、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家乡社会状况、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