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演化博弈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开发参与主体合作行为策略研究

工商资本参与地方乡村旅游开发将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投资方与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达成良好的合作是乡村旅游项目开发成功的关键。文章结合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不同主体的有限理性,建构了工商资本、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浙江省安吉县HSW村为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显示：工商资本、地方基层政府、村集体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4个动态演化路径达到均衡状态,这些路径对应不同主体各自的策略选择;工商资本在进行“独立经营”或“村企合作”的投资模式选择时,对基层政府和村集体的策略选择的反应较快、演化路径较敏感,而基层政府及村集体受其他主体影响较小,因而这两者策略选择时达到稳定状态相对较缓慢,演化路径比较平稳;由于“损失厌恶”心理及信任基础不足,地方基层政府在选择不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积极支持”策略时需要更长时间,在制定有利于自身短期收益的“规范引导”策略时则比较迅速,因此工商资本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必须明确投资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地方基层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当工商资本选择“独立经营”时受地方基层政府“积极支持”策略的影响较小,而选择“村企合作”策略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工...     

中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模式: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应急体制下延与基层应急机制创新是提升我国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基本路径。本文聚焦我国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的基本模式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基层政府应急疏散的不同模式,并从灾害、制度、官僚三重维度考察其影响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的过程及机理,对基层政府应急疏散行为进行理论建构并提出相关政策优化建议。     

核事故应急管理中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间的演化博弈分析

核事故的应急管理工作涉及大量的人员和部门。因为认知结构、偏好和利益动机不同,各决策主体必然会在决策行动中产生一定的冲突与合作。对各决策主体之间这种冲突与合作的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应急管理者在冲突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文章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核事故应急管理中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间的决策行为博弈模型,分析了其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核事故应急决策提供政策建议。从演化博弈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核电企业关于核电厂运行情况的信息共享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及时对核事故应急管理进行积极整合。通过降低核电企业事故处置的成本,有利于核电企业将公众和环境安全放在事故处置的第一位。     

重大疫情防控中政府与公众演化博弈策略分析

针对重大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选择和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博弈模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采取严格防控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策略选择会趋向于严格防控；而社会公众则关注选择主动隔离或自由流动策略造成的成本与产生的收益。因而，地方政府应完善重大疫情研判、评估、决策和协同防控机制，树立风险治理底线思维和兜底思维，以成本—收益原则为杠杆，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应对疫情，并促进公众主动配合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城市社区微治理主体博弈逻辑与协同路径研究

[提要]城市社区微治理随着我国精细化治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渐兴起，这一治理模式更加聚焦于社区日常事务，弥补了传统治理在治理末端的高成本、低效能的不足。而在微治理模式运行过程中，主体间的协同与博弈是影响微治理效率的主要因素，深刻透视博弈逻辑可知，主体参与成本与获利间的收益率是影响微治理主体博弈行为策略的主要动因。据此尝试将“成本-收益”作为主体博弈类型划分指标，将微治理主体博弈归纳为矛盾削减型博弈、共利共享型博弈、利益均衡型博弈以及冲突凸显型博弈四种。而利益失衡、责任分散、公共精神孱弱以及制度保障缺失围绕“成本-收益”主轴，进一步导致了微治理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呈现出目标、责任、价值与秩序的多重博弈。为进一步弱化主体间对抗性博弈，提升治理的合作与协同，应在凝聚治理目标与厘清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断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内化形态，以拓展主体合作的发展空间，使微治理这一“邻里合作治理”模式得到有效发展。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的合法性检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主体,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其有权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应急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封村行为、隔离的违法性、禁止租户进入小区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等。在检视其行为的基础上,从加强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实施相关封锁行为、结合实际实施分类防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合法性回归的建议。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的合法性检视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不仅仅是政府的职责,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重要主体,同时法律也明确规定其有权采取一些应急措施。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的应急行为超出了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简单粗暴的封路封村行为、隔离的违法性、禁止租户进入小区以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等。在检视其行为的基础上,从加强政府的指导与监督、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实施相关封锁行为、结合实际实施分类防控、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急行为合法性回归的建议。     

积极政府视角下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基于积极政府的理论视角,从行动边界、行动特征、与其他治理主体关系、行动目标四个方面对公共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展开探讨;从力量吸纳度和行动主动性两个维度出发,将政府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划分为“积极政府”“灭火式政府”“消极政府”和“无力型政府”。通过分析集中整治侵占农村集体资产的案例发现,相关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积极政府特征。积极政府是对政府边界问题的良好回应。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预判治理风险、吸纳治理资源、精细治理策略是其有效实践路径,三者均是积极的政府行为,互为支撑,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治理的良性循环;实践中,要坚持源头治理、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借助信息化手段,逐步迈向高效能治理。     

包保责任制的信访演化博弈分析与政策启示

包保责任制在基层信访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效果的充分展现还须要地方政府推行合理的激励措施，通过策略性选择调节基层“包保团队”的行为偏好，以实现地方政府、上访者和基层“包保团队”三者趋向信访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路径。通过构建包保团队异质性偏好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上访者、“包保团队”三者参与的互动策略行为及其可能的复制动态和稳态均衡演进路径，并通过行动策略的仿真模拟研究包保团队偏好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既定的协议成本、上访者贴现成本约束下，地方政府以补贴流向为代表的政策导向直接决定基层“包保团队”行为偏好，从而导致不同的稳态均衡路径，由此得出若干完善信访治理体系的政策启示。     

寻找不确定时代中的疫情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时代，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流行与爆发更是让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愈发凸显。本文以2022年上海疫情治理中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为例，分析其超出常人认知范围的特征，文章认为，在充斥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必须改变已有的“求稳”思维模式，树立起韧性治理、差异化、自主性和复线发展观思维。同时，应急事件的策略和机制也必须基于纷繁变化的情势做出必要调整，才能从容面向未来“无常”的挑战。     

政府与网络舆情之关系的法理研究——以突发事件为视角

以西方经典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为理论基石,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为时代背景,探讨和构建政府（国家）和社会的理想关系,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终极模式,要与现实政治的发展相和谐。二者的法理关系在逻辑结构上可以从目的、主体、客体、手段四方面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探讨政府与网络舆情的法理关系,为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政府管理和法律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构建中国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现代药品安全风险具有碎片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根据风险治理理论,当前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部门职权单一、分散化属地管理、个体风险漠视和“运动式”应急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监管绩效.有必要利用本轮体制改革和修订《药品管理法》契机,重构药品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药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属地化监管体制,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最终形成药品风险社会共治的新格局。      

应急管理中缘何出现“信息悖论”现象?——基于中国国家治理视角的考察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中国国家治理常规机制与运动式治理机制间的矛盾深刻地体现在了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的差异之中。当下的治理逻辑必然地要求日常管理采取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管理模式，对直接上级的负责制形塑了信息沿纵向逐级向上衰减的常规信息传递机制。但在应急管理机制之下，上级应对突发事件的精准决策却有赖于对真实信息的掌握，而常规机制所带来的表象性避责策略则会削弱上级的决策准确性，由此这一张力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国家治理在应急管理机制中的“信息悖论”现象。      

组织知识创造治理的维度

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从知识创造中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视角研究了组织知识创造治理的维度。分析认为：组织知识创造治理存在认知治理与动机治理2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在认知治理上存在个体认知活动范围、个体间的协调范围、协调的组织方式、产品系统模块化程度、个体稀缺的注意力的配置5个维度;在动机治理上存在激励成员提高知识创造效率、约束其自利行为2个维度;有效的组织知识创造治理是不能完全包含于知识治理中的,它有其需要考虑的特殊治理维度。     

治理概念及其理论适用性分析

文章对治理理论中治理的概念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作了相应梳理,并对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做出适当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现代政党治理研究

将现代治理理念用于政党政治领域就是现代政党治理,它强调协调性、多元化、互动性、扁平化、规范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前提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现代化,即逐步从一个传统的管理型政党向现代的治理型政党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要切实推进党的观念现代化,不断推动党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积极推进党的制度现代化,全力打造信息化政党,大力倡导包容性政党文化等。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