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的影响

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学术自由"理念和制度,讲座制和习明纳的教学方法以及图书馆和实验室作为重要研究手段等方面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许多研究美国这段历史的学者都认同的事实。但是美国大学对于德国的影响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从中选择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结合本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的研究型大学。     

从理念到制度：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再思考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有关大学理念的两个经典命题.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中,重新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进行审视发现,二者同样有着强烈的制度内涵.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检索,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不仅是经典的大学理念,而且是一项根本的大学制度.并进一步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应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核心,一切大学制度的建立都应该有利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实现.     

对洪堡教育理念中自由理想的思考

19世纪的威廉.冯.洪堡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理念,其中的一些自由理想与原则,要求在自由而独立的大学中,拥有学术自由的教授通过教学与科研,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使之称谓具有创新意识的自由人。这种自由理想,不仅仅改进了德国的教育体制,并对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内在动力与外在因素

文章对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探讨.美国高等教育自身变革的动力与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19世纪后期美国研究型大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我国要建设研究型大学,传播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要比直接借鉴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更为重要.     

先驱的力量: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建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影响解读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1876年建立的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多方面开美国高等教育先河,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表现在:它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树立了榜样;推动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改变了美国的学术生活。     

学术自由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唯有充分享有学术自主权,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大学,才能真正找回大学的“自我”,大学也才能正确地享受其他的权利,主动、自觉地走向社会中心。民国时期,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精神,与陈寅恪所燃起的清华薪火,最后都汇聚为中国现代学术自由之精神。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民国时期大学学术精神的缩影。     

论研究型大学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研究型大学知识产权拥有量呈持续上升趋势，并通过转让等多种形式实施和促进知识产权的转化。知识产权对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发展、完善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产权的三种定位促生了三代研究型大学。我国研究型大学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必要性及必然性。研究型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确立知识产权在大学发展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同时须处理好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取得知识产权与培养创造性人才、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与学术自由等关系。     

“学术创业”与“学术生态”建设——基于深化我国研究型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视阈

“创业”已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一项新的学术任务,大学的服务社会功能进一步深化。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的大学,面临着诸多考验,大学的学术生态环境恶化,学术不端事件频发,严重抑制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实现。文章提出了研究型大学“学术生态”建设的举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重塑评价机制;建立有效的激励原则。     

大学合法性危机：大学治理的原因探究

现代社会对大学的自我合法性证明有两个核心要求：社会效能和学术自由，文章从社会效能和学术自由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探究了大学治理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大学合法性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大学合法性问题不仅体现在其因环境不同的变化性，还体现在其因遗传的不变性，大学治理是现代大学诉求其合法性的时代产物等结论。     

从莫雷尔法案到威斯康星观念——美国大学服务职能的确立

为社会和工农业生产服务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现代大学何时被赋予该项职能呢？这可追溯到１９世纪后半期及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当时的美国一方面学习德国,致力于向高深的学术进军,一方面根据本国实际需要,创办农工学院,致力于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最终确立了大学的服务职能,并对其他国家的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对这一发展过程进行较为详尽的介绍     

关于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创新的思考

在对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高校内部现有的学术组织在组织形式、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并对国外研究型大学的学术组织进行了研究,从学术组织结构、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内部管理体系、社会支持和参与体系四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在借鉴国外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创新中,应着眼于学术组织的结构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多样化的学科交叉体系、严密而灵活的运作机制等建议。     

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人文精神建设的思考

对我国研究型大学人文精神建设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对研究型大学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内大学在人文精神培育上存在的误区,并指出人文精神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障碍.由于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主体,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培育尤为重要.基于研究型大学的特点,着重从大学校长职业化,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文环境,创建由学术自由、民主治校为核心的制度文化等方面对如何培育中国研究型大学人文精神提出了建议.     

康乃尔大学——务实与理想的融会

康乃尔大学是美国 1 9世纪 60年代创办的赠地大学。它务实致用、重视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 ,是赠地大学的典范 ;同时 ,它积极倡导学术自由 ,开启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之先河。本文详细介绍了康乃尔大学的创办过程、办学目标和原则 ,总结了它的成功经验及影响     

欧洲中世纪大学自由传统及其现代思考

欧洲中世纪大学能一直延续到今并日益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独特的自由传统。中世纪大学自由扎根于思想自由的文化精神中,大学当局通过建立大学自治制度和从权力当局获得特权实现大学自由的制度化。现代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学自由也越来越受到学术资本主义与行政权利的制约,大学要坚守自由精神和传统,有效应对市场化和行政化的现实挑战,按照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自主办学,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资源特性与竞争优势分析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案例研究

资源基础理论强调组织内部资源而不是外部环境对组织战略发展的影响,从财政资源、智力或人力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的资源基础.运用竞争优势分析框架,探讨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学术创业资源特性,认为有价值、稀缺、难以完全模仿的资源且被组织有效利用是两所研究型大学学术创业产生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研究发现:研究型大学建立学术创业竞争优势,需要遵循三个基本步骤,包括识别资源基础,确立学术创业方向;评估资源特性,实施学术创业战略;开发利用资源,建立学术创业竞争优势.     

从评估指标看同济大学的综合实力—兼论研究型大学向多功能现代大学的转化

本文第一部分是对评估指标的分析,学术声誉排在第12位等指标显示出同济大学的综合实力有所增强,可是也存在一些弱势,需要奋起直追。第二部分描述了国内外对研究型大学的界定,并就研究型大学向多功能现代大学的转化这一趋势予以简介。第三部分对同济大学的发展建设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论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发展途径

研究型大学是国家创新系统的中坚力量。国际化是区分传统大学与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它已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显著特征之一。笔者试对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科学研究方面,承担国际科研项目;教师管理方面,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及出国学习;财务管理方面,多渠道筹措资金为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提供财政支持。     

浅谈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依附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内涵虽然不同,但是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文章在论述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学自治的路径。     

学术自由演进的文化逻辑

从文化视角透视学术自由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学术自由是一个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由"与"理性"传统是大学学术自由得以孕育而生并延绵不绝的关键所在.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合理内核的学术自由能否成功移植,不仅取决于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还取决于大学组织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学术自由在我国大学的实现不仅需要解决制度创新问题,更需要文化的创新.我国文化创新之根本在于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     

学术自由演进的文化逻辑

从文化视角透视学术自由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学术自由是一个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由”与“理性”传统是大学学术自由得以孕育而生并延绵不绝的关键所在。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合理内核的学术自由能否成功移植，不仅取决于大学组织自身的特点，还取决于大学组织所置身的文化环境。学术自由在我国大学的实现不仅需要解决制度创新问题，更需要文化的创新。我国文化创新之根本在于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